作家苏伟贞／被贴标签也无所谓 ，是好是坏皆个人想法

到香港念研究所 结下马华缘分

从到达马来西亚后的第一个晚餐，苏伟贞便自称是“马华之友”，接下来在依大文学季以及和马大中文系合办的两场演讲上，皆能听到“马华之友”这个代号，甚至在演讲过程中不断提及马华作家及其作品，如潘雨桐的〈烟锁重楼〉、留台马华作家商晚筠的《七色花水》、李永平《吉陵春秋》、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等等。先不论她与黄锦树、张贵兴等人的交情，从最初要到香港念研究所这一件事情，便可窥看她最初的“马华缘分”。

1986年两岸文化交流开放之际，苏伟贞和她的先生张德模多次前往大陆探亲，过程中亦结交了许多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常常待在一起聊天。如此长期以往的聚会交流，苏伟贞说，“如果有了工作，或许在交流上会有更多共同的话题。”于是想鼓励张德模到校教书，但因年龄关系，最终换成自己去念书。

关于选择去香港念研究所这件事，苏伟贞说，“毕竟香港也不远，所以后来就去了港大，那也找到指导我的老师李家树。”与香港大学的机缘，也涉及一位新马学者林绿，苏伟贞更是强调需要记得这个名字。

林绿，原名丁善雄，大学时期就与张错、王润华等人创办《星座》诗刊，后来获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研究所。“他是到美国去学英美文学的，后来在师大教书，也会长期在港大的中文系客座。后来我知道他在那边，就跟他联络，那他就帮我牵线，所以其实是从林绿开始的。”

论文研究张爱玲 开拓“张派作家”概念

张爱玲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应运而生的则是一众私淑张腔的作家。王德威曾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中指出，张爱玲的文学技法与写作姿态几乎影响了大部分的作家，从而形成了“张派”作家群，这当中苏伟贞便是一例。

和张爱玲的缘分，实际也与写论文有关。苏伟贞说，在书写论文和研究主题上其实也遇到一个问题：基于本身也是写作者，让她一时之间要研究谁的作品成为一件为难的事情。

苏伟贞曾在《联合报》副刊工作，身为编辑，因缘际会与张爱玲通信。虽然张爱玲不怎么回信，但苏伟贞依然会照着自己职务的责任继续写信，这样的机遇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管道。苏伟贞说，“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常与张爱玲通信，也因而对张爱玲的作品较为熟悉，在这样的契机与熟知度下，研究谁、什么文本，貌似就这样一点就通了。”

念硕士期间，苏伟贞研究了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小说，包括《赤地之恋》《秧歌》等；博士论文则开拓“张派作家”的概念，将之导入台湾文坛，后著成《描红：台湾张派作家世代论》一书。然而，对于“张派作家”这一标签，苏伟贞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在乎标签的人，在进入学界之后，我很清楚必须要归纳才好研究，若没有做一个题目来归纳的话，基本上很难展开研究。”

身为学者，标签是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唯有标签，在研究上才能够更好地进一步探讨、分析。但“标签”有时候即意味着局限，“张派”一词仿佛又是两面体，是好是坏都是个人的想法。王安忆与黄碧云，前者不同意自己为“张派传人”，后者亦是反感这样的称号，作家或许都有自己的坚持与看法，包括林俊颕对初期将自己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会有窃喜之感，但后来也表示，若时间久了还是被这类“标签”束缚着，不就说明自己并没有什么进步吗？这仿佛是一种隐喻与暗示，是大部分作家都不愿面对的结局。

但进一步延伸，研究张爱玲或是“张派作家”有何意义？过去提及张爱玲，大部分人都将之抬上神台的位置。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张爱玲”、“张派”几乎成为了重要的关键词，苏伟贞说，“1995年张爱玲过世，新世纪还会有人谈张爱玲吗？还有人是张派作家吗？这个书写怎么持续下去？”接连几道问题换来的疑惑，也印证了研究主题的时效性。

研究学术就是一路披荆斩棘，不全然是通畅无阻。念博士班期间，丈夫张德模患癌，她一边照护一边念书，直至丈夫去世，原先念研究所的目的也随丈夫离去而渐渐消散。

天稍暗了下来，我若隐若现地看到她的发丝反射着微微的紫光，仿佛岁月的递增并没有消磨那份坚持。一切看似到头，但念书这件事却一直都在持续着。

时代更迭 标签亦会更换

同样被归类为张派作家的还有朱天文，和苏伟贞皆与张爱玲有过一段戏剧性的一幕。

1994年，台湾时报文学奖设立了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分别由朱天文和苏伟贞获得首奖及评审奖；同年亦将“特别成就奖”颁给张爱玲。苏伟贞说，“去领奖时看到我们3个人的照片摆在大礼堂那里，大大的，非常的戏剧性，那一刻简直是人生的巧合。”

从“祖师奶奶”到“张派传人”，3人齐聚在那样的文学盛典上，仿佛缘聚于此，是神秘的定局。

但现如今，传奇已逝，其成就是否还会成为其他作家追捧的榜样，在现在的时代看来似乎不得而知。但若是再将朱天文放置在“张派作家”的作家群里，恐怕早已不合时宜了。苏伟贞说，“在书写程度上，或许她已经超越了张爱玲，有了自己的成就，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她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一时的标签会被将来的标签撕下，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在意这件事的。”

时代更迭，标签亦如是更换着。

写作是教不来的

谈及张爱玲，不免提及关于写作这回事，当问到关于“如何成为作家”这件事时，苏伟贞回复“我的答案永远都是我没有办法教你。”

常有学生会拿着自己“非课堂作业”的作品给她看，但她都会拒绝学生的这一要求，看似无情，却是最真实的教导方式。作为老师，批改课堂作业是责任、本分，但要求看课堂之外的作品，然后告诉学生如何写作是自不量力的。

“写作是教不来的，我都会鼓励他们先去好好地看书，如果有写作的可能，你就会在书中找到一个你会要的东西。”

要写作，读书是本分。苏伟贞坦言，她所认识的作家个个都博览群书，若没有这样的历程，要写好小说是很难的。她也举例，像骆以军《匡超人》并非随意的借代经典，那是必须要看书看得够深刻，才能够借代《儒林外史》的“匡超人”概念及形象，而借代的同时要如何将之变成现代的书写，那就看个人的功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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