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蘇偉貞／被貼標籤也無所謂 ，是好是壞皆個人想法

到香港念研究所 結下馬華緣分

從到達馬來西亞後的第一個晚餐，蘇偉貞便自稱是“馬華之友”，接下來在依大文學季以及和馬大中文系合辦的兩場演講上，皆能聽到“馬華之友”這個代號，甚至在演講過程中不斷提及馬華作家及其作品，如潘雨桐的〈煙鎖重樓〉、留臺馬華作家商晚筠的《七色花水》、李永平《吉陵春秋》、張貴興《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黃錦樹《夢與豬與黎明》等等。先不論她與黃錦樹、張貴興等人的交情，從最初要到香港念研究所這一件事情，便可窺看她最初的“馬華緣分”。

1986年兩岸文化交流開放之際，蘇偉貞和她的先生張德模多次前往大陸探親，過程中亦結交了許多在大學裡教書的朋友，常常待在一起聊天。如此長期以往的聚會交流，蘇偉貞說，“如果有了工作，或許在交流上會有更多共同的話題。”於是想鼓勵張德模到校教書，但因年齡關係，最終換成自己去唸書。

關於選擇去香港念研究所這件事，蘇偉貞說，“畢竟香港也不遠，所以後來就去了港大，那也找到指導我的老師李家樹。”與香港大學的機緣，也涉及一位新馬學者林綠，蘇偉貞更是強調需要記得這個名字。

林綠，原名丁善雄，大學時期就與張錯、王潤華等人創辦《星座》詩刊，後來獲得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文研究所。“他是到美國去學英美文學的，後來在師大教書，也會長期在港大的中文系客座。後來我知道他在那邊，就跟他聯絡，那他就幫我牽線，所以其實是從林綠開始的。”

論文研究張愛玲 開拓“張派作家”概念

張愛玲標誌著一個文學時代，應運而生的則是一眾私淑張腔的作家。王德威曾在《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一書中指出，張愛玲的文學技法與寫作姿態幾乎影響了大部分的作家，從而形成了“張派”作家群，這當中蘇偉貞便是一例。

和張愛玲的緣分，實際也與寫論文有關。蘇偉貞說，在書寫論文和研究主題上其實也遇到一個問題：基於本身也是寫作者，讓她一時之間要研究誰的作品成為一件為難的事情。

蘇偉貞曾在《聯合報》副刊工作，身為編輯，因緣際會與張愛玲通信。雖然張愛玲不怎麼回信，但蘇偉貞依然會照著自己職務的責任繼續寫信，這樣的機遇也為她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研究管道。蘇偉貞說，“自己在工作過程中常與張愛玲通信，也因而對張愛玲的作品較為熟悉，在這樣的契機與熟知度下，研究誰、什麼文本，貌似就這樣一點就通了。”

念碩士期間，蘇偉貞研究了張愛玲在香港時期的小說，包括《赤地之戀》《秧歌》等；博士論文則開拓“張派作家”的概念，將之導入臺灣文壇，後著成《描紅：臺灣張派作家世代論》一書。然而，對於“張派作家”這一標籤，蘇偉貞說，“我其實不是一個在乎標籤的人，在進入學界之後，我很清楚必須要歸納才好研究，若沒有做一個題目來歸納的話，基本上很難展開研究。”

身為學者，標籤是研究過程中極其重要的一環，唯有標籤，在研究上才能夠更好地進一步探討、分析。但“標籤”有時候即意味著侷限，“張派”一詞彷彿又是兩面體，是好是壞都是個人的想法。王安憶與黃碧雲，前者不同意自己為“張派傳人”，後者亦是反感這樣的稱號，作家或許都有自己的堅持與看法，包括林俊頴對初期將自己與張愛玲相提並論會有竊喜之感，但後來也表示，若時間久了還是被這類“標籤”束縛著，不就說明自己並沒有什麼進步嗎？這彷彿是一種隱喻與暗示，是大部分作家都不願面對的結局。

但進一步延伸，研究張愛玲或是“張派作家”有何意義？過去提及張愛玲，大部分人都將之抬上神臺的位置。在不同的學術會議上，“張愛玲”、“張派”幾乎成為了重要的關鍵詞，蘇偉貞說，“1995年張愛玲過世，新世紀還會有人談張愛玲嗎？還有人是張派作家嗎？這個書寫怎麼持續下去？”接連幾道問題換來的疑惑，也印證了研究主題的時效性。

研究學術就是一路披荊斬棘，不全然是通暢無阻。念博士班期間，丈夫張德模患癌，她一邊照護一邊唸書，直至丈夫去世，原先念研究所的目的也隨丈夫離去而漸漸消散。

天稍暗了下來，我若隱若現地看到她的髮絲反射著微微的紫光，彷彿歲月的遞增並沒有消磨那份堅持。一切看似到頭，但唸書這件事卻一直都在持續著。

時代更迭 標籤亦會更換

同樣被歸類為張派作家的還有朱天文，和蘇偉貞皆與張愛玲有過一段戲劇性的一幕。

1994年，臺灣時報文學獎設立了第一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分別由朱天文和蘇偉貞獲得首獎及評審獎；同年亦將“特別成就獎”頒給張愛玲。蘇偉貞說，“去領獎時看到我們3個人的照片擺在大禮堂那裡，大大的，非常的戲劇性，那一刻簡直是人生的巧合。”

從“祖師奶奶”到“張派傳人”，3人齊聚在那樣的文學盛典上，彷彿緣聚於此，是神秘的定局。

但現如今，傳奇已逝，其成就是否還會成為其他作家追捧的榜樣，在現在的時代看來似乎不得而知。但若是再將朱天文放置在“張派作家”的作家群裡，恐怕早已不合時宜了。蘇偉貞說，“在書寫程度上，或許她已經超越了張愛玲，有了自己的成就，在文學現代化的過程，她已經有了自己的風格。而一時的標籤會被將來的標籤撕下，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在意這件事的。”

時代更迭，標籤亦如是更換著。

寫作是教不來的

談及張愛玲，不免提及關於寫作這回事，當問到關於“如何成為作家”這件事時，蘇偉貞回覆“我的答案永遠都是我沒有辦法教你。”

常有學生會拿著自己“非課堂作業”的作品給她看，但她都會拒絕學生的這一要求，看似無情，卻是最真實的教導方式。作為老師，批改課堂作業是責任、本分，但要求看課堂之外的作品，然後告訴學生如何寫作是自不量力的。

“寫作是教不來的，我都會鼓勵他們先去好好地看書，如果有寫作的可能，你就會在書中找到一個你會要的東西。”

要寫作，讀書是本分。蘇偉貞坦言，她所認識的作家個個都博覽群書，若沒有這樣的歷程，要寫好小說是很難的。她也舉例，像駱以軍《匡超人》並非隨意的借代經典，那是必須要看書看得夠深刻，才能夠借代《儒林外史》的“匡超人”概念及形象，而借代的同時要如何將之變成現代的書寫，那就看個人的功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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