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何国忠/松柏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因战争内迁，组建联合大学。联大文学院临时设在南岳。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本一人独居一室，后来被安排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同住。室中一长桌，入夜，闻一多燃灯置其座位前，勤读《诗经》《楚辞》，有新见解，立刻默坐撰写。吴宓为备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吴宓在清华教书逾十年，流寓中上课，认真如昔。只有沈有鼎觉得无聊，天天想找人聊天，吴宓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严谨不苟者包括钱穆，他一样书不离手，不喜言谈无味者。《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每星期六早，他下山到南岳市图书馆借书。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攻宋明各家集，都是以前未见者，借归阅读，勤作笔记。其中王安石新政诸条，后来出现在《国史大纲》里。又借王龙溪和罗念庵二人集子，读后“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最后写成〈王龙溪略历及语要〉及〈罗念庵年谱〉，并且为他“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读过多次，7月初飞香港，手提行李箱装的是这本耐读的书。钱穆说“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赐。”他为人刚正，不喜阿谀奉承言论。书中记他在南岳时，有二学生赴延安，众人集会欢送，冯友兰和钱穆受邀演讲。冯友兰发言时对两位学生倍加奖许，钱穆致辞时却大泼冷水。他力劝在校诸生安心读书。他说青年之为国家栋梁，和将来有关，非指当前。学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以后就是国家栋梁。“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

在逃亡中做学问，并非冷对世界，恰恰因为离乱人生，不可着急。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说钱穆16岁萌发爱国思想文化意识后，一直给亡国问题困扰。在新亚书院时，他多次提起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心灵上激起巨大震动。他没有走政治救国的路，而走进历史研究，他想寻找中国不会亡的证据。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他都承担“中国通史”的教学，就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现。何兆武听过他的课。他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中说“《国史大纲》就是他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昂，听者为之动容。”

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陈梦家劝钱穆为平日课堂所讲“中国通史”整理成教科书，这是“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也是“为时代急迫需要计”，钱穆听进去了。动笔不久，文学院迁往昆明，钱穆说昆明“交接频繁，何得闲暇落笔”，遂决定留在距昆明不远的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课，半星期闭门撰述。如此一年时间，写完《国史大纲》。寒假时汤用彤和陈寅恪过来探望，陈寅恪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孙国栋在〈师门杂忆〉中回忆钱穆，说他进入研究所第一天，钱穆要他列出所读过学术书籍。看后钱穆要他先读《国史大纲》。第三天上第二课，钱穆问进度，孙回答读了一百多页，又问心得，孙随口提几点意见。钱穆面色一变：“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孙辩以忙为理由，钱穆更生气了。他提朱熹名言，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孙国栋听后汗流浃背。

孙国栋不避当年尴尬事，他说钱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从钱穆身上学到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有一次在火车途中，钱穆谈及南岳他所喜一寺，该寺庄严开阔，使人起安详宁谧、和平清静之感。抗战时，寺庙被毁。战后钱穆重游。方丈已换，遍种夹竹桃。花开季节，极为美丽，吸引许多游人。钱穆却愀然不乐，夹竹桃高不过三丈，寿不过30年，此寺必将一无所有，若改种松柏，高可千尺，寿可千年。方丈只知短暂繁华，胸襟狭窄，毫无眼界。李白诗有“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句子，夹竹桃和松柏之间选择，让孙国栋一生警惕。他说钱穆轻轻一语，听者终生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