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詳】何國忠/松柏

1937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因戰爭內遷，組建聯合大學。聯大文學院臨時設在南嶽。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說他本一人獨居一室，後來被安排和吳宓、聞一多、沈有鼎三人同住。室中一長桌，入夜，聞一多燃燈置其座位前，勤讀《詩經》《楚辭》，有新見解，立刻默坐撰寫。吳宓為備課抄筆記寫綱要，逐條書之，有合併，有增加。吳宓在清華教書逾十年，流寓中上課，認真如昔。只有沈有鼎覺得無聊，天天想找人聊天，吳宓申斥：“汝喜閒談，不妨去別室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

嚴謹不苟者包括錢穆，他一樣書不離手，不喜言談無味者。《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說每星期六早，他下山到南嶽市圖書館借書。圖書館藏有商務印書館新出版的《四庫珍本初集》，他專攻宋明各家集，都是以前未見者，借歸閱讀，勤作筆記。其中王安石新政諸條，後來出現在《國史大綱》裡。又借王龍溪和羅念庵二人集子，讀後“於王學得失特有啟悟”，最後寫成〈王龍溪略歷及語要〉及〈羅念庵年譜〉，並且為他“此下治理學一意歸向於程朱之最先開始”。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我讀過多次，7月初飛香港，手提行李箱裝的是這本耐讀的書。錢穆說“餘之為餘，則胥父母師友之賜。”他為人剛正，不喜阿諛奉承言論。書中記他在南嶽時，有二學生赴延安，眾人集會歡送，馮友蘭和錢穆受邀演講。馮友蘭發言時對兩位學生倍加獎許，錢穆致辭時卻大潑冷水。他力勸在校諸生安心讀書。他說青年之為國家棟梁，和將來有關，非指當前。學生努力讀書，能求上進，以後就是國家棟梁。“目前前線有人，不待在學青年去參加。況延安亦仍在後方，非前線。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

在逃亡中做學問，並非冷對世界，恰恰因為離亂人生，不可著急。余英時在〈一生為故國招魂〉說錢穆16歲萌發愛國思想文化意識後，一直給亡國問題困擾。在新亞書院時，他多次提起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曾在他少年心靈上激起巨大震動。他沒有走政治救國的路，而走進歷史研究，他想尋找中國不會亡的證據。從北大到西南聯大，他都承擔“中國通史”的教學，就是這一立場的鮮明表現。何兆武聽過他的課。他在《歷史理性批判散論·自序》中說“《國史大綱》就是他的講稿。和其他大多數老師不同，錢先生講課總是充滿了感情，往往慷慨激昂，聽者為之動容。”

在西南聯大執教期間，陳夢家勸錢穆為平日課堂所講“中國通史”整理成教科書，這是“為全國大學青年計”，也是“為時代急迫需要計”，錢穆聽進去了。動筆不久，文學院遷往昆明，錢穆說昆明“交接頻繁，何得閒暇落筆”，遂決定留在距昆明不遠的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課，半星期閉門撰述。如此一年時間，寫完《國史大綱》。寒假時湯用彤和陳寅恪過來探望，陳寅恪說：“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

孫國棟在〈師門雜憶〉中回憶錢穆，說他進入研究所第一天，錢穆要他列出所讀過學術書籍。看後錢穆要他先讀《國史大綱》。第三天上第二課，錢穆問進度，孫回答讀了一百多頁，又問心得，孫隨口提幾點意見。錢穆面色一變：“你完全未領會《國史大綱》的作意。你為什麼兩天只看了百餘頁？”孫辯以忙為理由，錢穆更生氣了。他提朱熹名言，說做學問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為之，然後才有可成。“你既已願獻身於學術，哪裡能因些俗務而荒疏學業。”孫國棟聽後汗流浹背。

孫國棟不避當年尷尬事，他說錢穆“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他從錢穆身上學到做人做學問的道理。有一次在火車途中，錢穆談及南嶽他所喜一寺，該寺莊嚴開闊，使人起安詳寧謐、和平清靜之感。抗戰時，寺廟被毀。戰後錢穆重遊。方丈已換，遍種夾竹桃。花開季節，極為美麗，吸引許多遊人。錢穆卻愀然不樂，夾竹桃高不過三丈，壽不過30年，此寺必將一無所有，若改種松柏，高可千尺，壽可千年。方丈只知短暫繁華，胸襟狹窄，毫無眼界。李白詩有“松柏雖寒苦，羞逐桃李春”句子，夾竹桃和松柏之間選擇，讓孫國棟一生警惕。他說錢穆輕輕一語，聽者終生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