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宗医生.吸毒者修正案仓促通过的担忧

这把我带到了下一个观点：修正案第 6（2） 条规定，法庭可以在康复治疗官员建议下，向被告发出“康复治疗令”，进行前后为期4年的康复治疗，或2年的社区康复治疗。虽然笔者相信这些官员尽职尽责，但我想强调的是，物质依赖是一种医疗健康状况，法庭应该得到受过特别培训的医生的建议，然后才定下治疗和康复的时间。

笔者必须严厉谴责马兰区国会议员建议将物质依赖者送往岛上进行康复治疗。这个想法研究不足且有缺陷。将物质依赖者送往岛上就像将他们关进康复中心或监狱，事实证明这是无效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观摩葡萄牙的经历。葡萄牙在2000年左右开始将毒品除罪化。除罪化后，海洛因使用者人数从2001年估计的10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2.5万人。致命的过量服用减少了超过85%，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诊断减少了90%以上。葡萄牙的成功在于将成瘾重新定义为一种疾病，并提供广泛的治疗和康复支持，将吸毒者从司法系统转移到专业护理。相反的，惩罚性措施既无效又有害。将吸毒定为犯罪不仅未能抑制吸毒行为，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还加剧了全球爱滋病毒、肝炎和肺结核的流行！再来，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呼吁，以人性化的观点处理此事，而不是使用攻击性语言。

在我国，针对吸毒和物质依赖问题有两部主要法律：1983年吸毒者（治疗与康复）法案侧重于治疗和康复；1952年危险毒品法涵盖吸毒和持有毒品等犯罪行为。当前系统存在一个重大缺陷：监狱过度拥挤，法院案件过多，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因害怕被逮捕和监禁而不敢寻求帮助。

试设想：一位今天到AADK寻求治疗的人会不会在第二天被警方以持有毒品的相关罪名而被逮捕？逮捕了之后，那位人士将被控上法庭，打断了他在AADK的治疗程序。这种设计来帮助人的系统，却有潜能阻碍了他们的康复。

此外，修正案第9条倾向于惩罚年轻吸毒或物质依赖者的父母。如果一个孩子涉嫌吸毒或物质，而父母未能遵守AADK的要求，那父母可能会面临5000令吉的罚款。这对于最贫困的社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什么一个旨在“除罪化”的法案看起来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呢？

我们急需要一套更完善的机制来应对毒品问题。虽然将物质依赖者除罪化是积极的一步，但法律仍需修订，以建立一个鼓励寻求帮助，同时也能打击非法毒品活动的体系。这项修正案曾因正反两方国会议员的争议而被送交特别委员会细细审查，但最终却原封不动地在7月18日被通过。

这令人失望，因为这表明之前的辩论毫无意义。既然法案在送交特别委员会后并未做出任何修改，那么为何还要让议员们进行辩论？而且，尽管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政府议员们却没有提出异议，并通过了法令。内政部强行通过这项法案的做法并不妥当。笔者希望未来能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在法案提交议会前，应广泛征求各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