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40am 31/07/2024

林猷荃.反跳槽法紛擾，不應忽略法律原則

國會議長的決定，在詮釋反跳槽法方面，符合“特定優先於一般”，以及“間接做法同被禁止”兩大原則。從純粹法律的探討，不懸空變節議員，並非毫無根據。

自國會下議院議長佐哈里宣佈土團6名變節議員，無需懸空議席進行補選。輿論似乎傾向譴責議長。這反映的是社會當中瀰漫的情緒。

政治跳槽根本上是違背政治倫理之事。非馬來社群對此情緒尤其強烈。這是因為政治跳槽導致的喜來登政變，讓幾經磨難，多年奮鬥才得以推翻的種族威權整體，重新復辟。

當今版的反跳槽法，是政治妥協的產物。這是個方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其中，最明顯的妥協，就是議員被政黨開除，就不會被視為跳槽，不會面臨議席懸空的問題。《聯邦憲法》第49A（2）（c）清楚說明：被政黨開除（expulsion）的議員，不會喪失議員資格。

土團黨要對付變節議員，面對的難題正好是不能開除他們。變節議員一開始就宣佈，他們只是宣佈支持首相，但依然是土團黨成員。只要沒有主動辭職，變節議員就不會觸動憲法第49A 1（a）（i）條文，面臨議席懸空的狀況。

不能開除，土團黨就想利用49A 1（a）（ii）條文來懸空叛將的議席。此條文列明，當一名議員“黨籍終止”（ceases to be a member），議席必須懸空。因此，在目前情況，對立的是憲法第49A（1）（a）（ii）與49A（2）（c）。首相安華指責慕尤丁，對反跳槽法，“只看一半”，指的就是，只看“黨籍終止”，不看“開除黨籍”的條款。

“黨籍終止”，比“開除黨籍”有更大的邏輯外延。“開除黨籍”自然就會令“黨籍終止”。但“黨籍終止”卻未必來自“開除黨籍”。“黨籍終止”，還有其他諸多理由。只要不是因為“開除黨籍”，其他“黨籍終止”的理由，在反跳槽法下，都須懸空議席。

如果出現同時符合“開除”與“終止”黨籍的狀況，哪一條法律，應當優先適用？邏輯上，更精確的法律條文，應該適用。“開除”比“終止”，意涵更精確。所以，如果同時是“開除”與“終止”黨籍的狀況，第49A（2）（c）反跳槽法的除外條款就應該生效，無需懸空議席。

這其實也符合法律詮釋學當中：“特定性條文，優先於一般性條文”的原則（generalia specialibus non derogant）。

當然，土團黨申論的是，開鍘六名變節議員，完全不是“開除”，全然只是“黨籍終止”。這點是否成立？

土團發出指示函，要土團國會議員，簽署效忠黨以及不支持團結政府。變節議員至期限都沒有回覆。土團援引最新修改過的黨章第10.4，“通知”六議員，黨籍終止。第10.4條列明：國州議員議員如不遵守最高理事會的書面指示，黨籍自動終止。

“不遵從組織指示，被終止黨籍”。這個陳述，和“開除”，有差別嗎？這為何不是，巧立名目，為了符合反跳槽法的字眼，以“黨籍終止”為名，行“開除”之實？

當然，這種文字的玩弄，相當蠱惑人心，但也難以辯駁。接獲土團“終止黨籍”通知後，武吉幹當國會議員賽阿布胡申提出，土團做法，有如“推定解僱”（constructive dismissal）。

“推定解僱”是勞工法的概念。當僱主沒合理理由，要解僱僱員，但又不願意承擔“無理解僱”的賠償，就往往以各種方式，刁難、羞辱、騷擾僱員，讓僱員呆不下去，主動辭職。僱員提告時，可以提出自己其實“非自願”辭職，所以，等於實質上的解僱，也就是“推定解僱”。基於此，僱主還是要承擔“無理解僱”的責任，不能申辯，既然是主動辭職，就非解僱。

賽阿布胡申要表達，土團不要付出開除議員，而讓其免於喪失議席的代價。所以黨用了迂迴的方式處理，手段與動機，和“推定解僱”類似。但不難看出，兩者有明顯的差異。

在“推定解僱”的情境，僱員實際上是有提呈正式辭職的。變節議員沒有主動辭職，而是被終止黨籍，全程被動。如此，變節議員的情境，其實比”推定解僱”更為苛刻。但“推定解僱”看來不能很貼切的類比，反跳槽法的情況。

有一個法律原則，或許是人們應該參考的：“如直接做某事，被法律禁止，則間接執行亦將被禁”（Quando aliquid prohibetur ex directo, prohibetur et per obliquum）。

依此原則，如果“開除”黨員，會面臨無法懸空其議席的結果，“迂迴式”的開除，自然也需面對同樣的法律結果。

綜上所述，國會議長的決定，在詮釋反跳槽法方面，符合“特定優先於一般”，以及“間接做法同被禁止”兩大原則。從純粹法律的探討，不懸空變節議員，並非毫無根據。

人們對議長決定深痛惡絕，主要乃因其最終結果：雖有反跳槽法，跳槽議員依然可以逃離懲罰。但如果現有反跳槽法的立法原意，就是“杜絕跳槽，但排除被黨開除的例子”，目前結局，為何不是預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