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威.对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最大”误解

我无意追究此事，因为从宗教角度讲，我相信宽恕。我发现，他之所以对我如此，是因为我是他前同事的朋友，因此对我怀恨在心。

但是，警方每日都要处理各种报案，从诈骗到网络霸凌，无辜的人因失去积蓄、羞辱和欺骗而被摧毁。

没有人谈论受害者。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赚得盆满钵满，却不为老百姓的痛苦负责，在马来西亚没有任何办事处或代表，也不受任何形式的处罚。

对于媒体来说，记者创作的内容都被摘录并发布到网上，而没有与我们分享适当的广告。

是的，读到和听到大马人对政府提出新监管框架，为拥有至少800万注册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发放准证的举措进行争论是健康的。

这项规定将于2025年1月1日起生效，虽然政府表示这是为了确保为用户提供更安全的网络环境，但它还是引发了一场争论。

Meta平台（脸书、Instagram、Google Chat）以及 TikTok、Telegram 和 X（前推特）必须向政府申请准证。

然而，该规则最大的担忧是政府此举将影响言论自由，尤其是对政府的批评。

一些人认为这一规定是一种威胁，并将其与印刷机与出版法令相提并论，后者规定所有印刷报纸和杂志仍需申请准证。

他们指出，马来西亚在2023年下半年提交的内容删除请求数量居世界之冠。他们还指出，马来西亚2024 年世界新闻自由排名从之前的第73位下滑到第107位。很少有人提及，甚至完全忽视的是，70%的内容删除请求是为了阻止网赌和诈骗。

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MCMC接获超过3400宗有关仇恨言论的投诉。同期，网络诈骗造成的损失达32亿令吉。

据报道，通讯部长法米表示，仅去年一年，网络诈骗就造成了超过10亿令吉的损失，而每日都有不少于10宗网络霸凌的投报。

据估计，网络赌博每年也会给政府带来20亿令吉的税收损失。有些人认为，这个数字甚至可能高达50亿令吉。

数据显示，从2024年1月1日到2024年7月13日，MCMC共要求删除12万8133条内容，但只有10万9624条被删除。其中，53%与网赌有关，22%为诈骗，13%为假新闻，5%为3R（王室、种族、宗教）问题，另有5%为骚扰。

许多只阅读英语社交媒体的人可能不知道，在KK便利店事件最严重的时，出现许多仇恨和种族主义评论。

其中包括一些匿名帖，呼吁在马来西亚消灭某个种族，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达到了沸点。现在，我们甚至看到宗教传教士公开滥用这些平台鼓吹仇恨言论。

我们是否允许以新闻自由的名义，允许匿名者发布各种捏造的信息，而无需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尤其是偷窃大马人的血汗钱？更别说那些每日都受到攻击的政客。他们的脸皮应该够厚，能承受得住压力。

需要保护的是那些年长的叔叔阿姨们，不要让他们被欺骗，不要让他们误以为可以从日渐枯竭的积蓄中获得一些额外收入。

然而，还有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性掠夺者冒充儿童，在网上以未成年人为目标。

尽管恋童癖没有特定的标签，但MCMC曾收到与涉及儿童性剥削的在线内容有关的投诉。

这些相关案件的细分情况如下：77宗（2021年）、51宗（2022年）、75宗（2023年）和17宗（2024年，截至7月24日），使过去三年的累计案件总数达到220宗。

诈骗方面，分别为3449宗（2021年）、2675宗（2022年）、4180宗（2023年）和 2466宗（2024年，截至7月24日），累计总数为 1万2770宗。

MCMC专员费尔南德斯表示，大马政府此举“与全球发展保持一致，全球正越来越多地实施监管措施，以追究这些平台的责任”。

“这种全球趋势的例子包括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该法令规定了平台限制非法内容传播和禁止向未成年人投放针对性广告的义务，以及新加坡、印尼和越南等东盟国家也引入了类似监管框架”。

费尔南德斯说，马来西亚已经制定了健全的法律，包括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以应对各种网络危害。但是，这些平台可能认为这些法律并不适用于它们，而只适用于本地业者。

他说：“我们对这些平台进行监管，是为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他行业业者，如广播公司、电讯公司和互联网服务业者，都受到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的监管”。

考虑到这些平台的服务性质、对大马用户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影响和覆盖范围，他强调，根据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对这些平台进行监管是当务之急，也是适时之举。

“拟议的准证框架将要求这些外国平台向MCMC注册。注册后，这些平台将有义务遵守我国的相关法律，包括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和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他指出。

费尔南德斯说，MCMC最大的挫折是，目前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强制要求这些平台采取主动措施应对网络危害。事实上，他说非法赌博和诈骗广告的泛滥凸显了这一不足。

他说：“目前，这些平台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加强监管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没有法律要求他们如此。”任何想在大马运作的公司都必须遵守本地的法律，为什么要有例外和豁免呢？

我们之所以担心监管这些技术供应商，只是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提供的服务，而政府又不愿意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