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部前副部长何国忠就曾指出:很多人把华文课当成语文课来教,这是一个相当错误的观点。华文课应有广泛的内容,包括中华文化的精华及待人处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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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及28日,由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主催,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主办的第一届“中学老师的文学课堂”华文老师文学教学研讨和演绎观摩会上,主题演讲之二的廖冰凌副教授指出,教育部已调整了前套KBSM课本将华文教育等同于或仅限于语文教学的偏颇准则,转向强调人文素养之传达。目前已修订的国中华文课本(KSSM)特点,是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教学,将语文知识融入课程的文学赏析和延伸阅读。这真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华文教学”的大改革。我也是上述研讨会的主题演讲者之一,在场听到这讯息,真的好感动。
如果说Bahasa jiwa bangsa(语言是民族的灵魂),是我们一直借用了这句马来谚语来强调我们坚持母语教育、承载文化的重要性,那透过华文课的教与学,我们能找到那个“魂”吧?大马的华文课原本应是透过课文的教讲,传达优良的中华文化/华人文化思想和人文价值关怀的讯息,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华文课却沦为过于知识化“纯语文”句法的教学,这是与推崇华教“爱华文/考华文”认知下存在很大格局问题。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为了什么?高教部前副部长何国忠就曾指出:很多人把华文课当成语文课来教,这是一个相当错误的观点。华文课应有广泛的内容,包括中华文化的精华及待人处事的道理。而即使是中国的语文教学,早在198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学语文教师手册》之“语文教学法”就指出:“读写结合,文道合一”的主张。“文”指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读听说写基本技能训练,“道”指思想教育。“文道统一”亦即教学过程需兼顾语言训练和思想教育。两者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我们在说写训练中既强调语言文字方面的指导,也重视思想认识方面的启发。
而文学教育又是文化教育的重要一环。大马的华文课如何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教材,引导学生走近─走进文学教育,设定华文课纲和教科书编委们用心良苦,辛苦了。老师们任重道远,同学们有福了。谢谢大家。
中国当代作家,也是中国文化部原部长的王蒙就曾指出,文学是富有个人性的方式。“一个人只有知道世界上的难处,知道社会上的窘迫,知道人生的痛苦,他所抱的乐观的希望,才是靠得住的,有份量的”而且“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会有‘文如其人’的感觉。”同样的,华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在上述教学研讨会的主题演讲“华教人物和他们的文学”,亦遂引了华族族魂林连玉所写的:“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苞苴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讲述华教的悲壮与斗争。
惟我更想指出的是,华教办学靠的不是狭隘、僵化的意识形态,更不应为意气之争而内耗。在面对外来挑战,争取华教公平地位的同时,华校能不能发展,还端视华教有没有正确办学理念和办学能力之掌门人。因而在主题演讲中,我也引了接替林连玉,继续领导教总,不畏强权,临危不惧的儒雅华教工作者黄润岳校长所写的《水调歌头》:“十年磨剑赢得两袖尽清风/往事如烟如梦/南国多风多雨/温暖在黉宫/教学自相长/桃李应时红。”
“十年磨剑赢得两袖尽清风”是黄校长在华教界服务的风骨。南国华教纵然多灾多难,生存环境亦常得遭受凄风苦雨之考验,然而“教学自相长,桃李应时红”的温暖,相信仍是每名华文教育工作者还愿意留守岗位的最大“正能量”。
最后,我还举引了华教苦行僧沈慕羽的语录:“傻瓜、傻瓜,我是傻瓜,你是傻瓜。可惜这世界的傻瓜太少了。我愿你我和一般志同道合的人,永远做个傻瓜,去感化世上无数自私自利的聪明人”。
傻瓜点灯。从事华教工作,我们亦像蜡烛,小小根就能照亮全室。当然它终究会燃尽熄灭,惟有“传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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