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部前副部長何國忠就曾指出:很多人把華文課當成語文課來教,這是一個相當錯誤的觀點。華文課應有廣泛的內容,包括中華文化的精華及待人處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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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及28日,由教育部副部長辦公室主催,新紀元大學學院文學院主辦的第一屆“中學老師的文學課堂”華文老師文學教學研討和演繹觀摩會上,主題演講之二的廖冰凌副教授指出,教育部已調整了前套KBSM課本將華文教育等同於或僅限於語文教學的偏頗準則,轉向強調人文素養之傳達。目前已修訂的國中華文課本(KSSM)特點,是以文學文本為主要教學,將語文知識融入課程的文學賞析和延伸閱讀。這真是一項劃時代意義的“華文教學”的大改革。我也是上述研討會的主題演講者之一,在場聽到這訊息,真的好感動。
如果說Bahasa jiwa bangsa(語言是民族的靈魂),是我們一直借用了這句馬來諺語來強調我們堅持母語教育、承載文化的重要性,那透過華文課的教與學,我們能找到那個“魂”吧?大馬的華文課原本應是透過課文的教講,傳達優良的中華文化/華人文化思想和人文價值關懷的訊息,然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華文課卻淪為過於知識化“純語文”句法的教學,這是與推崇華教“愛華文/考華文”認知下存在很大格局問題。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為了什麼?高教部前副部長何國忠就曾指出:很多人把華文課當成語文課來教,這是一個相當錯誤的觀點。華文課應有廣泛的內容,包括中華文化的精華及待人處事的道理。而即使是中國的語文教學,早在198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學語文教師手冊》之“語文教學法”就指出:“讀寫結合,文道合一”的主張。“文”指語文基礎知識教學和讀聽說寫基本技能訓練,“道”指思想教育。“文道統一”亦即教學過程需兼顧語言訓練和思想教育。兩者應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以提高語文教學效率。我們在說寫訓練中既強調語言文字方面的指導,也重視思想認識方面的啟發。
而文學教育又是文化教育的重要一環。大馬的華文課如何以文學文本為主要教材,引導學生走近─走進文學教育,設定華文課綱和教科書編委們用心良苦,辛苦了。老師們任重道遠,同學們有福了。謝謝大家。
中國當代作家,也是中國文化部原部長的王蒙就曾指出,文學是富有個人性的方式。“一個人只有知道世界上的難處,知道社會上的窘迫,知道人生的痛苦,他所抱的樂觀的希望,才是靠得住的,有份量的”而且“在文學作品中我們常常會有‘文如其人’的感覺。”同樣的,華教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我在上述教學研討會的主題演講“華教人物和他們的文學”,亦遂引了華族族魂林連玉所寫的:“飄零作客滯南洲,時序渾忘春也秋。幸有嶙峋傲骨在,更無暮夜苞苴羞。橫揮鐵腕批龍甲,怒奮空拳搏虎頭,海外孤雛孤苦甚,欲憑只掌挽狂流。”講述華教的悲壯與鬥爭。
惟我更想指出的是,華教辦學靠的不是狹隘、僵化的意識形態,更不應為意氣之爭而內耗。在面對外來挑戰,爭取華教公平地位的同時,華校能不能發展,還端視華教有沒有正確辦學理念和辦學能力之掌門人。因而在主題演講中,我也引了接替林連玉,繼續領導教總,不畏強權,臨危不懼的儒雅華教工作者黃潤嶽校長所寫的《水調歌頭》:“十年磨劍贏得兩袖盡清風/往事如煙如夢/南國多風多雨/溫暖在黌宮/教學自相長/桃李應時紅。”
“十年磨劍贏得兩袖盡清風”是黃校長在華教界服務的風骨。南國華教縱然多災多難,生存環境亦常得遭受悽風苦雨之考驗,然而“教學自相長,桃李應時紅”的溫暖,相信仍是每名華文教育工作者還願意留守崗位的最大“正能量”。
最後,我還舉引了華教苦行僧沈慕羽的語錄:“傻瓜、傻瓜,我是傻瓜,你是傻瓜。可惜這世界的傻瓜太少了。我願你我和一般志同道合的人,永遠做個傻瓜,去感化世上無數自私自利的聰明人”。
傻瓜點燈。從事華教工作,我們亦像蠟燭,小小根就能照亮全室。當然它終究會燃盡熄滅,惟有“傳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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