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人维权／01】聋人权益被漠视，他们的正义谁来伸张？
5月28日，聋人电召车司机疑移车风波遭柔摄政王随扈打伤，报警时又遭警方不当处理。案件凸显了身分位阶的权力不平等，更让人看见背后一大块制度缺失——无法口语沟通的聋人群体权益被执法机构漠视。
再扩大来看，一个人日常生活起居有那么多大小事，上学上班、看医生、银行开户头、到政府部门办事，聋人（Deaf）如何解决，又有多少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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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马来语、英语，手语就是手语
专访从语言谈起，“请问你们比的手语是英语还是马来语？或许先让我搞清楚一下……”
明明是一对一的访谈，我们坐成三角，受访者张伟义（Anthony Chong）是聋人，坐在我左侧，通译员林玉君（Lucy Lim）在右。我望向张伟义提问，他看着林玉君即时通译（interpret），用手语比画转述问题。轮到他回答，才比画几个动作，林玉君又开始即时口译，把手语动作化成英语解释给我。
“我们比的手语就是我们的母语。它不代表马来语、英语或华语。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张伟义与林玉君比的是“马来西亚手语”（Bahasa Isyarat Malaysia，BIM）。
把这两人三角对话中的手语，设想成任何一种外国语言就容易理解了，张伟义与我使用不同的语言，林玉君从中通译。他又补充，“（手语）不同的是语言和文字。口语英语可以直接书写成文字，但手语不能直接对应英文或马来文，比画2分钟的手语，得花更长的时间翻译成文字。”
遇到困难，没有得到平等看待
费些功夫了解聋人的语言，方能想像到聋人电召车司机被殴案，事主黄荣强在事发和报警时遇到难以沟通的问题。那好比不谙英语、马来语的外国人报警，警察听不懂却没想办法通译。可是，黄荣强不是外国人，他也是马来西亚公民，而且是被殴受伤的一方。没人提供他协助，没人尝试了解他的语言（手语），与他平等沟通。
“很多聋人遇到困难或难题时，通常会找教育程度高一点的聋人朋友帮忙。”张伟义忆述，“所以，这件事他们找上我。”他是马来亚大学第一位聋人博士（语言学），于2022年创办马来西亚聋人倡导与福祉组织（DAWN）。
黄荣强在首次报案后觉得警方草草结案，张伟义与他视讯沟通，按时序了解事发经过和报案过程，发现当中很多资讯缺漏，猜测有些程序并不正确。他觉得不应保持沉默，征得黄荣强的同意后，于5月30日以DAWN组织名义发出文告公开这件事。
起初，黄荣强非常害怕。张伟义能够理解，聋人和其他身障群体在社会上长期处于弱势，知道公开了也不会得到帮助。但他安慰黄荣强不必担心，并联络其他身障权益倡议组织，给予他最大支持。
发出文告后，张伟义也收到很多聋人朋友的电邮、简讯回馈，赞赏他表现。“我才知道，原来很多人都有类似经历，最后都被扫进地毯里。”
面对不公，为什么聋人会找聋人帮忙？
遇到问题，听人找YB（Yang berhormat，指人民代议士），聋人呢？“找Anthony。”张伟义比完，林玉君口译出“Anthony”后，大伙哈哈哈笑了出来。
不该笑的。聋人倾向找聋人帮忙，是因为聋人与听人无法良好沟通。而他们找更高学历的聋人求助，是相信对方知道找哪些适合的单位解决问题，争取权益。
“虽然听人也有比较好的知识背景，但他们往往只是听，没有真正做些什么来协助聋人。”张伟义表示，聋人朋友更愿意找他，不是因为教育程度高，而是他会付诸行动，帮他们争取和维护利益。
早在2008年，政府就立定《身障人士法令》（Akta OKU 2008），明文规定马来西亚手语是聋人的官方语言。法令第30（3）条文写明，政府与私人领域在公务上，应接受和促进使用马来西亚手语、点字（Braille）、辅助与替代式沟通，以及身障人士选择的其他无障碍的沟通媒介、模式和形式。
张伟义感受不到《身障人士法令》的约束力，认为那只是一只无牙老虎。聋人和身障群体都没有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公平与正义，很多官方单位视他们为少数、弱势群体。他感觉被当作“下等人”（subhuman）对待，比一般马来西亚公民低等。
“他们抱持‘关我们什么事？’的态度。”他很遗憾，“很多人赞叹马来西亚没有天灾人祸，很美好。事实并非如此，很多聋人、身障群体一直默默承受不公，又无能为力。”
给予的不是我逼切需要的──看不见聋人的真正需求
张伟义指出，政府给予身障群体的资源与福利多为经济援助，但很多并非真正所需。例如教育，政府单方面决定何种教育才是适合身障群体，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聋人为例，求学非常困难，成绩不好就找不到工作，是因为聋人不努力读书，还是政府没有好好提供适合他们的教育体系？
再谈亲身经历，他到政府医院看诊，即便已事先告知自己是聋人，听不到系统叫号和喊名字，最后还是干等了两三小时。当他前去柜台询问，护士却说：“我早就喊你的名字Anthony Chong了。”
与医生、护士沟通时，通常不多加解释就替聋人病人决定方案。就算是开刀，医护人员也没有详细讲解风险和副作用。“他们好像认为‘你是身障人士，不用知道太多’，只要告诉你怎么做对健康有益就够了。”
一般上，张伟义要求医生用文字书写来沟通。有次血压过高，医生不知是不是觉得他的语文程度不高，没详细写，只写了短短3个字“Awak kurang garam”。“回到家我告诉妈妈，医生说我血压高，盐分不足。”妈妈说不是，医生是要他降低盐分摄取，kurangkan garam。
就算用文字沟通，一个文法错误，可能导致生死两极的状况。其实，只要多站在聋人立场设想，就能替他们减少很多困难。
自我倡议，自我发声，捍卫自身权益
2022年，张伟义创立DAWN。我国其实已有很多聋人协会，但大部分关注福利问题，例如协助找工作。“在DAWN，我们提倡聋人群体的权益，因为我们也是马来西亚的公民，我想让聋人知道自身权益，懂得保护自己。”
Self advocacy，自我倡议，自我发声。张伟义相信，当聋人掌握法律知识，清楚政策制定，了解自身权益，就能促进讨论，争取更好的结果。“只靠聋人群体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结合其他身障群体的力量。”
“如果我没出过国，就不会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了。”大约20年前，张伟义第一次到美国参与Deaf Way Conference（聋人之路大会），体验到真正聋人友善的环境。“我问他们，你也是聋人吗？‘不是，我是听人，但我会比手语。’”那次经验非常特别，不管听不听得到，人人都在比手语，做足脸部表情，是非常包容的环境。
“吉隆坡是一座大都会，有双峰塔这些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他比画这段手语时相对用力，甚至发出声音，“可是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身障、弱势群体一直都被忽视。”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他提出身障群体著名的标语，意思是“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替我们做决定”。政府要拟定任何政策，都应纳入身障人士意见，一起讨论才会进步，否则那个政策注定无用。在马来西亚，聋人读写能力不高，对法律、权益不够了解，又怎么参与政策制定？
10年前，张伟义再次赴美，在世界第一所专为聋人和弱听学生而设的高立德大学（Gallaudet University）修读聋人研究硕士学位。聋人之间相互辩论、讨论，分享知识，非常热络，下课了也不愿离开。美国的生活让他体验到，那是以聋人权益为出发的友善环境。在马来西亚，聋人则像被视为慈善援助的对象，毫无权益可言，只是竭尽所能生存下来。
“所以，DAWN成立是为了教育和提升聋人群体自我倡议，要了解法律和自身权益。”
聋人面对的普遍偏见、歧视
张伟义强调，手语也像口说语言，有不同语系。讲日语的无法和讲马来语的沟通，日本手语和马来西亚手语也互不相通。若去日本，见到当地聋人，他也和一般听人一样，只能靠简单的肢体动作和脸部表情表达吃、喝等简单词汇。
（二）聋人≠聋哑≠听障
很多人以为聋人没有声音，中文媒体和一般民众常用“聋哑人士”统称。大错特错！聋人其实有喉头（voice box），能发出声音，并非哑巴。
张伟义解释，聋人群体有独特的文化、社群和语言特征，聋人、大写“Deaf”代表了身分认同和文化标签。因此，指涉聋人这一特定群体时，请别用听障（hearing impaired）人士或聋哑人士（deaf-mute）统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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