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振威.雙重標準的危險

在過去一年裡，許多網民發現自己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的帖文被刪除，但我們卻束手無策，因為我們沒有像中國和俄羅斯那樣的替代社交媒體平臺。

上週，土團黨主席慕尤丁關於依斯邁的聲明也被臉書刪除。下議院議長佐哈里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現實情況是，全世界都依賴臉書、Instagram、Google Chat、TikTok、Telegram和X（前推特），甚至已經上癮。

雖然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批評政府計劃從8月1日起對這些平臺實施監管，但奇怪的是，當支持哈馬斯領導人或巴勒斯坦人的帖文被刪除時，這些批評者卻保持沉默。

也沒有人對那些每日匿名操作、詐騙、霸凌或誹謗無辜民眾的眾多網絡罪犯表示任何反對或憤怒。

也許這就是“表達自由”的理念，這些平臺的持有者必須不受規則限制地運作，任由他們製造痛苦、羞辱甚至死亡。

這些運營商已經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任何形式的政府幹預都會被視為不受歡迎，並受到那些只關注一個問題——政治——的團體或個人的批評。

雖然沒有人希望不同意見受到限制，但我們不要忘記每日影響普通百姓的真正痛苦。

我們都對社交網絡上了癮，包括本文作者在內，許多人都擔心一旦違反了這些平臺的規則或準則，就會失去使用這些平臺的機會。

這就是所謂的“數字芬太尼”或對這些破壞性平臺的成癮。美國立法者用這個詞來形容TikTok，但他們對其他平臺卻視而不見，而這些平臺並沒有什麼不同。

芬太尼是一種合成毒品，美國人喜歡指責中國政府向美國人提供這種毒品，而提到TikTok是因為該短視頻託管服務由中國互聯網公司字節跳動持有。

很多人指責TikTok和華為涉嫌獲取使用這些工具的美國人的數據，但Meta等公司不也已經掌握了我們的詳細信息嗎？

用大馬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MCMC）主席費南德斯的話說：“客戶有時被視為一種產品而不是一個人，其數據被用來換取使用服務的權利，必須保護其免受數字空間中的危險和掠奪者的侵害”。

他說，這些公司將客戶安全視為“一種成本，而不是創造鉅額利潤所需的數字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簡單地說，這些運營商認為監管網絡空間是政府的職責，而網絡空間的治安不是他們的工作。

當有人隱藏身分、創建多個賬號、針對弱勢群體及使用詐騙技術時，他們也不擔心，但當開始適當監管時，他們就會大喊“侵犯言論自由”，因為他們知道會有人附和他們。

費南德斯說：“數字服務供應商分配給網絡安全的資源明顯不足。”他補充說，問題已經發展到威脅社會的地步，政府已經意識到干預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國家的主權責任”。

這位網絡安全專家說，雖然這些平臺在歐盟、美國、越南、印尼甚至新加坡都受到嚴格監管，但“可悲的是，它們在馬來西亞一直享有豁免執照，甚至不需要進行適當的註冊”。

他還說，許多用戶並不知道平臺要求他們同意將其個人數據貨幣化，作為“使用其服務的先決條件”，“這就允許平臺將其數據出售給第三方，一旦數據落入不法分子手中，這些數據就可能被用於針對個人的網絡犯罪”。

但是，馬來西亞的網絡霸凌已經失控。在臉書或Instagram上發現此類不法行為不足為奇，但它甚至已經蔓延到了主要由成年專業人士使用的領英（LinkedIn）上。

當務之急是更新各種法律，因為大馬法律沒有對“網絡霸凌”一詞進行定義，一般理解為使用數字技術進行霸凌。

現在是時候了，我們的司法管轄區應更明確地界定網絡霸凌，以禁止、規範或制裁此類行為，並對那些在網上製造經濟困擾以及散佈宗教和種族仇恨的人採取更嚴厲的刑事懲罰措施。

是可忍，孰不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