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学者安焕然／做学问是一段体会人生的路

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深受当地80年代乡土研究风气影响，尤其是台湾历史学者何培夫执教的古迹维护课，让他意识到乡土教育普及化的重要性。“我们每年都有古迹巡礼，学长姐带着我们骑脚车看古迹。”

为了培训学生支援、接班史料采集的工作，时任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安焕然，将“古迹巡礼”挪进新山，成为系上品牌活动。

“后来学生自己走，去了印度庙、锡克庙、清真寺，做很多跨文化的活动，整个古迹巡礼已经远远超越原先对潮州人的研究，也带起一些风气。”

田调有三法：能走、能睡、能吃

寻根溯源是一趟艰难的跋涉，安焕然总这么说。

每次带学生走入乡镇田调，他就像是老父亲般，叮嘱学生他多年领悟出来的田调三法：能走、能睡、能吃。

能走与否，无关速度，“而是耐走，常常我们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不是没试过，走到天黑，正要结束行程，村民突然告知远处有个重要墓碑，“我们还是得去看看。”

体力很重要。要有好体力，在他看来，前一晚的睡眠必须充足，才能养精蓄锐。但出门在外，不是每件事都会发生在掌控之内。这些年带学生出行，住过当地居民预订的豪华酒店，也无意闯过烟花柳巷，“我们只好让男生轮流睡来守门，这样的日子我们也有过。所以要去接受，不管再好再恶劣的环境，你都要能睡，第二天才有充分的体力。”

在餐桌上，也相当考验一个人的接受度。

“乡下嘛，安哥安娣会请你吃饭，问你好不好吃，要说好吃，问你加不加饭，一定要加饭，你要学会去吃，要去接受不同的口味。”往往等到添饭后，安哥安娣越聊越兴起，许多发现就这样蹦出来了，“那才是精彩的地方，所以你要跟他们做朋友。”

田野调查是一场持久战，最怕抱有功利心，只想快速得到资料便匆匆离开。安焕然说，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都是值得的，冥冥中会有很多回馈。”

学会聆听与接受

回馈除了反映在体重，他不忘自嘲，也体现在性情上的转变。
“我以前很凶，批判意识很强，脾气暴躁，可是你听这些安哥讲话，他明天来还是会重复同样的话，你要有耐心去听他们讲，就算他说错了，可以慢慢引导他，不需当场拆穿他。当你学会聆听，学会接受，整个人生态度也改变了。”

回馈有时必须先有施予，换取信任，才会有来有往。

“有时村民会拿族谱来请教我们，就帮他们看。”有次，峇株巴辖有一家人告知，原先有条路名写着他们家爷爷的名字，后来换成“Jalan Sekolah”，“我们就帮他们找，找到一排店屋挂有的旧执照上写的是旧路名，拍照登报后，他们拿去申请，把旧路名换回来，最后成功了。”

“人家会信任，是因为我们有帮忙，所以他们不时就来提供资料。”

回馈有时也体现在，打破自己给自己的束缚后，世界变得更宽广了。

安焕然原本无法接受擂茶的味道，却在多次走进河婆客家村，被村民带去吃擂茶，“一次还得吃两碗，”他笑说，吃着吃着也喜欢上这道料理。

这些种种让他想起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想起自己在年少气盛时留下的遗憾。

“那时我不珍惜，当你要去对话时，已经没机会了。可是在跟这些安哥谈天，你不一定认同他们，但通过聆听，通过吃饭，原本不能接受的东西也可以去接受了。这些东西里面，它是可以化解很多事情的。”

与父亲的碰撞

安焕然的父亲，是他口中的“老左”。来到求学的年纪，父亲把他送入华小、独中，毫不犹豫。在家里，父亲订购中国连环图图册、香港《儿童乐园》刊物，让安焕然在一个大中华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长大。

同时，他也遇到一些人，给了他不同的滋养。比如一名潮州籍绘画老师，擅长油画和水墨画，画的却是本土景物，“画渔村，画马来乡间。他也带我们去橡胶园写生，耳濡目染了他对乡土的关怀。”中学时，他阅读新马会馆史研究先驱吴华的报章专栏，“他写地方掌故，写新山最早的行人桥，那些剪报我都还收着，是我对乡土教育的启蒙老师。”

后来，他远赴台湾升学，碰到民主化浪潮翻涌而来，“冲击很大”。

那是在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野百合学运跟着爆发，“学长姐都有参与，我跟他们走得很近，感染那种氛围。”民主化运动也带动台湾乡土教育的崛起，“那时有很多新理论，新的落实，用脚跟踏实地走出去。”

期间，他没有中断与父亲的书信往来。“在父亲晚年，我和他是有冲突的。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在地，而不认同大中华主流论述，他说我的变化让他伤心。”

考入研究所首周，传来父亲患病的消息。两人的隔阂未及消除，父亲便离世了。母亲整理父亲遗物，翻出他的日记，“我边看边落泪。是一部生命史。父亲有他的理想，离世前，他希望可以去天安门。”安焕然开始反思，“不应该跟他吵架，而是要去了解他的心境，他在中国出生，对中国有情感，你不能用自己的经历去看父亲的人生。”

历史系出身的人，不会陌生中国历史学家钱穆的那句话：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可真要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才会有更深刻的领略。

保持距离，多去比较，才看得清自己

在马来西亚研究华人文化，似乎也逃不掉大中华与本土之争的论述。但两者真是冲突的吗？

“最后我慢慢理解，这是不冲突的，当我们对研究对象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要把握的是历史情境和脉络。我们要去爱双脚踩着的土地，不好太离地，但有些脉络也是切不断的。纵然你未必认同我父亲那套价值观，可为什么不能对话呢？”

寻根溯源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他又说。

后来，安焕然将《星洲日报》的专栏名称取为“边缘评论”，提醒自己要跟主流论述保持距离。所谓的“边缘”不含悲情色彩，而是充满自觉。“边缘其实很宽大，那里才最精彩，你的视野也会不同。”

在学术上，“边缘”的意识也提醒他跟自己保持距离。身为海南人的他，先做潮人研究，再做客家人研究，最后才做海南人研究，并在今年出版《海洋与南洋：海南人的历史与文化》。他并不认同，什么籍贯的历史非得由该籍贯的学者来撰写。“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更多非海南学者参考、交流。保持距离，多去比较，才看得清自己。”

若要给年轻学者一些提醒，他会这么说：

第一、不要太功利，要跟村民做朋友，要帮助他们，知识与人脉是做学问的两本存折；

第二、过程中，不好引导研究对象说出符合自己心中的答案，这是常见的学术误区；

第三、不要只去一个地方，就一直待在同个地方。研究对象有其生命史，要走入他的历史情境，把握他的历史脉络。

他也认为，年轻人的多语能力，以及对网络科技的掌握，将是他们的优势。在知识储备与技能掌握以外，安焕然说得最多的，始终是心态。

“做学问是一种人生体悟，你要走过去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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