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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做田调,让我学会聆听,学会接受,改变脾气和性情,也改变整个人生态度。”
年轻时自觉是个愤青,有着所谓知识分子的一股自傲,后来因缘投入本地华人籍贯文化研究,带着学生走入乡村小镇,探访古迹与庙宇,跟安哥安娣打交道挖史料,慢慢地,人也变得温和有耐心。安焕然感叹,做学问也是一趟学习做人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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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的他说,在知识储备以外,做文化研究,做田野调查,最重要有三法:能走、能睡、能吃;“能”,其实就是学会接受。
![](https://www.sinchew.com.my/wp-content/uploads/2024/08/quality_restoration_20240802084426333.jpg)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投身大马华人籍贯研究的契机,始于2001年。
在潮州籍的郑良树教授牵线下,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与高教学府合作,展开“搜集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回忆当初,安焕然坦言接下这份任务时,心里有些胆怯,毕竟课堂上关于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的理论,此前从未有实践的经验。
“万事起头难,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曾因助理拨电过于频繁而被对方盖电话,也曾因不谙潮州话而受阻,“慢慢从这些磨合中学习。”
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深受当地80年代乡土研究风气影响,尤其是台湾历史学者何培夫执教的古迹维护课,让他意识到乡土教育普及化的重要性。“我们每年都有古迹巡礼,学长姐带着我们骑脚车看古迹。”
为了培训学生支援、接班史料采集的工作,时任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安焕然,将“古迹巡礼”挪进新山,成为系上品牌活动。
“后来学生自己走,去了印度庙、锡克庙、清真寺,做很多跨文化的活动,整个古迹巡礼已经远远超越原先对潮州人的研究,也带起一些风气。”
田调有三法:能走、能睡、能吃
寻根溯源是一趟艰难的跋涉,安焕然总这么说。
每次带学生走入乡镇田调,他就像是老父亲般,叮嘱学生他多年领悟出来的田调三法:能走、能睡、能吃。
能走与否,无关速度,“而是耐走,常常我们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不是没试过,走到天黑,正要结束行程,村民突然告知远处有个重要墓碑,“我们还是得去看看。”
体力很重要。要有好体力,在他看来,前一晚的睡眠必须充足,才能养精蓄锐。但出门在外,不是每件事都会发生在掌控之内。这些年带学生出行,住过当地居民预订的豪华酒店,也无意闯过烟花柳巷,“我们只好让男生轮流睡来守门,这样的日子我们也有过。所以要去接受,不管再好再恶劣的环境,你都要能睡,第二天才有充分的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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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桌上,也相当考验一个人的接受度。
“乡下嘛,安哥安娣会请你吃饭,问你好不好吃,要说好吃,问你加不加饭,一定要加饭,你要学会去吃,要去接受不同的口味。”往往等到添饭后,安哥安娣越聊越兴起,许多发现就这样蹦出来了,“那才是精彩的地方,所以你要跟他们做朋友。”
田野调查是一场持久战,最怕抱有功利心,只想快速得到资料便匆匆离开。安焕然说,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都是值得的,冥冥中会有很多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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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聆听与接受
回馈除了反映在体重,他不忘自嘲,也体现在性情上的转变。
“我以前很凶,批判意识很强,脾气暴躁,可是你听这些安哥讲话,他明天来还是会重复同样的话,你要有耐心去听他们讲,就算他说错了,可以慢慢引导他,不需当场拆穿他。当你学会聆听,学会接受,整个人生态度也改变了。”
回馈有时必须先有施予,换取信任,才会有来有往。
“有时村民会拿族谱来请教我们,就帮他们看。”有次,峇株巴辖有一家人告知,原先有条路名写着他们家爷爷的名字,后来换成“Jalan Sekolah”,“我们就帮他们找,找到一排店屋挂有的旧执照上写的是旧路名,拍照登报后,他们拿去申请,把旧路名换回来,最后成功了。”
“人家会信任,是因为我们有帮忙,所以他们不时就来提供资料。”
回馈有时也体现在,打破自己给自己的束缚后,世界变得更宽广了。
安焕然原本无法接受擂茶的味道,却在多次走进河婆客家村,被村民带去吃擂茶,“一次还得吃两碗,”他笑说,吃着吃着也喜欢上这道料理。
这些种种让他想起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想起自己在年少气盛时留下的遗憾。
“那时我不珍惜,当你要去对话时,已经没机会了。可是在跟这些安哥谈天,你不一定认同他们,但通过聆听,通过吃饭,原本不能接受的东西也可以去接受了。这些东西里面,它是可以化解很多事情的。”
与父亲的碰撞
安焕然的父亲,是他口中的“老左”。来到求学的年纪,父亲把他送入华小、独中,毫不犹豫。在家里,父亲订购中国连环图图册、香港《儿童乐园》刊物,让安焕然在一个大中华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长大。
同时,他也遇到一些人,给了他不同的滋养。比如一名潮州籍绘画老师,擅长油画和水墨画,画的却是本土景物,“画渔村,画马来乡间。他也带我们去橡胶园写生,耳濡目染了他对乡土的关怀。”中学时,他阅读新马会馆史研究先驱吴华的报章专栏,“他写地方掌故,写新山最早的行人桥,那些剪报我都还收着,是我对乡土教育的启蒙老师。”
后来,他远赴台湾升学,碰到民主化浪潮翻涌而来,“冲击很大”。
那是在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野百合学运跟着爆发,“学长姐都有参与,我跟他们走得很近,感染那种氛围。”民主化运动也带动台湾乡土教育的崛起,“那时有很多新理论,新的落实,用脚跟踏实地走出去。”
期间,他没有中断与父亲的书信往来。“在父亲晚年,我和他是有冲突的。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在地,而不认同大中华主流论述,他说我的变化让他伤心。”
考入研究所首周,传来父亲患病的消息。两人的隔阂未及消除,父亲便离世了。母亲整理父亲遗物,翻出他的日记,“我边看边落泪。是一部生命史。父亲有他的理想,离世前,他希望可以去天安门。”安焕然开始反思,“不应该跟他吵架,而是要去了解他的心境,他在中国出生,对中国有情感,你不能用自己的经历去看父亲的人生。”
历史系出身的人,不会陌生中国历史学家钱穆的那句话: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可真要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才会有更深刻的领略。
保持距离,多去比较,才看得清自己
在马来西亚研究华人文化,似乎也逃不掉大中华与本土之争的论述。但两者真是冲突的吗?
“最后我慢慢理解,这是不冲突的,当我们对研究对象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要把握的是历史情境和脉络。我们要去爱双脚踩着的土地,不好太离地,但有些脉络也是切不断的。纵然你未必认同我父亲那套价值观,可为什么不能对话呢?”
寻根溯源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他又说。
后来,安焕然将《星洲日报》的专栏名称取为“边缘评论”,提醒自己要跟主流论述保持距离。所谓的“边缘”不含悲情色彩,而是充满自觉。“边缘其实很宽大,那里才最精彩,你的视野也会不同。”
在学术上,“边缘”的意识也提醒他跟自己保持距离。身为海南人的他,先做潮人研究,再做客家人研究,最后才做海南人研究,并在今年出版《海洋与南洋:海南人的历史与文化》。他并不认同,什么籍贯的历史非得由该籍贯的学者来撰写。“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更多非海南学者参考、交流。保持距离,多去比较,才看得清自己。”
若要给年轻学者一些提醒,他会这么说:
第一、不要太功利,要跟村民做朋友,要帮助他们,知识与人脉是做学问的两本存折;
第二、过程中,不好引导研究对象说出符合自己心中的答案,这是常见的学术误区;
第三、不要只去一个地方,就一直待在同个地方。研究对象有其生命史,要走入他的历史情境,把握他的历史脉络。
他也认为,年轻人的多语能力,以及对网络科技的掌握,将是他们的优势。在知识储备与技能掌握以外,安焕然说得最多的,始终是心态。
“做学问是一种人生体悟,你要走过去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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