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學者安煥然／做學問是一段體會人生的路

畢業於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深受當地80年代鄉土研究風氣影響，尤其是臺灣歷史學者何培夫執教的古蹟維護課，讓他意識到鄉土教育普及化的重要性。“我們每年都有古蹟巡禮，學長姐帶著我們騎腳車看古蹟。”

為了培訓學生支援、接班史料採集的工作，時任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的安煥然，將“古蹟巡禮”挪進新山，成為繫上品牌活動。

“後來學生自己走，去了印度廟、錫克廟、清真寺，做很多跨文化的活動，整個古蹟巡禮已經遠遠超越原先對潮州人的研究，也帶起一些風氣。”

田調有三法：能走、能睡、能吃

尋根溯源是一趟艱難的跋涉，安煥然總這麼說。

每次帶學生走入鄉鎮田調，他就像是老父親般，叮囑學生他多年領悟出來的田調三法：能走、能睡、能吃。

能走與否，無關速度，“而是耐走，常常我們一走就是好幾個小時，”不是沒試過，走到天黑，正要結束行程，村民突然告知遠處有個重要墓碑，“我們還是得去看看。”

體力很重要。要有好體力，在他看來，前一晚的睡眠必須充足，才能養精蓄銳。但出門在外，不是每件事都會發生在掌控之內。這些年帶學生出行，住過當地居民預訂的豪華酒店，也無意闖過煙花柳巷，“我們只好讓男生輪流睡來守門，這樣的日子我們也有過。所以要去接受，不管再好再惡劣的環境，你都要能睡，第二天才有充分的體力。”

在餐桌上，也相當考驗一個人的接受度。

“鄉下嘛，安哥安娣會請你吃飯，問你好不好吃，要說好吃，問你加不加飯，一定要加飯，你要學會去吃，要去接受不同的口味。”往往等到添飯後，安哥安娣越聊越興起，許多發現就這樣蹦出來了，“那才是精彩的地方，所以你要跟他們做朋友。”

田野調查是一場持久戰，最怕抱有功利心，只想快速得到資料便匆匆離開。安煥然說，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浪費很多時間和精力，但都是值得的，冥冥中會有很多回饋。”

學會聆聽與接受

回饋除了反映在體重，他不忘自嘲，也體現在性情上的轉變。
“我以前很兇，批判意識很強，脾氣暴躁，可是你聽這些安哥講話，他明天來還是會重複同樣的話，你要有耐心去聽他們講，就算他說錯了，可以慢慢引導他，不需當場拆穿他。當你學會聆聽，學會接受，整個人生態度也改變了。”

回饋有時必須先有施予，換取信任，才會有來有往。

“有時村民會拿族譜來請教我們，就幫他們看。”有次，峇株巴轄有一家人告知，原先有條路名寫著他們家爺爺的名字，後來換成“Jalan Sekolah”，“我們就幫他們找，找到一排店屋掛有的舊執照上寫的是舊路名，拍照登報後，他們拿去申請，把舊路名換回來，最後成功了。”

“人家會信任，是因為我們有幫忙，所以他們不時就來提供資料。”

回饋有時也體現在，打破自己給自己的束縛後，世界變得更寬廣了。

安煥然原本無法接受擂茶的味道，卻在多次走進河婆客家村，被村民帶去吃擂茶，“一次還得吃兩碗，”他笑說，吃著吃著也喜歡上這道料理。

這些種種讓他想起自己與父親的關係，想起自己在年少氣盛時留下的遺憾。

“那時我不珍惜，當你要去對話時，已經沒機會了。可是在跟這些安哥談天，你不一定認同他們，但通過聆聽，通過吃飯，原本不能接受的東西也可以去接受了。這些東西里面，它是可以化解很多事情的。”

與父親的碰撞

安煥然的父親，是他口中的“老左”。來到求學的年紀，父親把他送入華小、獨中，毫不猶豫。在家裡，父親訂購中國連環圖圖冊、香港《兒童樂園》刊物，讓安煥然在一個大中華文化氣息濃厚的氛圍長大。

同時，他也遇到一些人，給了他不同的滋養。比如一名潮州籍繪畫老師，擅長油畫和水墨畫，畫的卻是本土景物，“畫漁村，畫馬來鄉間。他也帶我們去橡膠園寫生，耳濡目染了他對鄉土的關懷。”中學時，他閱讀新馬會館史研究先驅吳華的報章專欄，“他寫地方掌故，寫新山最早的行人橋，那些剪報我都還收著，是我對鄉土教育的啟蒙老師。”

後來，他遠赴臺灣升學，碰到民主化浪潮翻湧而來，“衝擊很大”。

那是在1987年臺灣解嚴之後，野百合學運跟著爆發，“學長姐都有參與，我跟他們走得很近，感染那種氛圍。”民主化運動也帶動臺灣鄉土教育的崛起，“那時有很多新理論，新的落實，用腳跟踏實地走出去。”

期間，他沒有中斷與父親的書信往來。“在父親晚年，我和他是有衝突的。父親覺得我越來越在地，而不認同大中華主流論述，他說我的變化讓他傷心。”

考入研究所首周，傳來父親患病的消息。兩人的隔閡未及消除，父親便離世了。母親整理父親遺物，翻出他的日記，“我邊看邊落淚。是一部生命史。父親有他的理想，離世前，他希望可以去天安門。”安煥然開始反思，“不應該跟他吵架，而是要去了解他的心境，他在中國出生，對中國有情感，你不能用自己的經歷去看父親的人生。”

歷史系出身的人，不會陌生中國歷史學家錢穆的那句話：對歷史要有溫情與敬意。可真要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才會有更深刻的領略。

保持距離，多去比較，才看得清自己

在馬來西亞研究華人文化，似乎也逃不掉大中華與本土之爭的論述。但兩者真是衝突的嗎？

“最後我慢慢理解，這是不衝突的，當我們對研究對象懷有溫情與敬意，我們要把握的是歷史情境和脈絡。我們要去愛雙腳踩著的土地，不好太離地，但有些脈絡也是切不斷的。縱然你未必認同我父親那套價值觀，可為什麼不能對話呢？”

尋根溯源是一段痛苦的經歷，他又說。

後來，安煥然將《星洲日報》的專欄名稱取為“邊緣評論”，提醒自己要跟主流論述保持距離。所謂的“邊緣”不含悲情色彩，而是充滿自覺。“邊緣其實很寬大，那裡才最精彩，你的視野也會不同。”

在學術上，“邊緣”的意識也提醒他跟自己保持距離。身為海南人的他，先做潮人研究，再做客家人研究，最後才做海南人研究，並在今年出版《海洋與南洋：海南人的歷史與文化》。他並不認同，什麼籍貫的歷史非得由該籍貫的學者來撰寫。“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讓更多非海南學者參考、交流。保持距離，多去比較，才看得清自己。”

若要給年輕學者一些提醒，他會這麼說：

第一、不要太功利，要跟村民做朋友，要幫助他們，知識與人脈是做學問的兩本存摺；

第二、過程中，不好引導研究對象說出符合自己心中的答案，這是常見的學術誤區；

第三、不要只去一個地方，就一直待在同個地方。研究對象有其生命史，要走入他的歷史情境，把握他的歷史脈絡。

他也認為，年輕人的多語能力，以及對網絡科技的掌握，將是他們的優勢。在知識儲備與技能掌握以外，安煥然說得最多的，始終是心態。

“做學問是一種人生體悟，你要走過去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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