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无国籍学校／01】永远无法“毕业”的那群学生

其中一名老师Shakila听了很是欣慰：“我们偶尔也会忘记，反过来是学生提醒我们，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她认为，学校应该给学生带来快乐和安心，而非压力与惩处。“他们居住的地方已经乱糟糟，我们希望学校可以成为──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一个让他们感到被珍惜的空间。”

筑起这些空间的，是非政府组织“婆罗洲之友”（Borneo Komrad），核心成员曾是沙巴大学学生组织“大学生之声”（Suara Mahasiswa）与“大学生文学俱乐部”（Kelab Sastera Mahasiswa）一分子。在校时，他们走入社区，为边缘群体派送食物、教授技能；毕业后，他们热心不灭，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持续贡献。

2017年，婆罗洲之友创办人Mukmin Nantang独自进驻Kampung Air Hujung，租了一间房，在资源贫瘠的地方，从零开始推动基础教育。

这是Sekolah Alternatif的雏形。

2019年，斗湖也展开了类似的善举──有成员将帆布铺在地面，就这样开始露天教学。慢慢地，这些外来者获得村民信任，为老师搭建房子、课室，进而蜕变成一所所小有规模的学校。

目前，Sekolah Alternatif在沙巴共有4间分校，给予150名无国籍学生中小学教育。今年，在毕业生诉求下，村里迎来Universiti Alternatif的创建，给孩子捎来一丝希望。

“小孩教小孩”模式打破隔阂

在仙本那另一座名为奥马达（Omadal）的海岛上，同样为当地巴瑶孩子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ISKUL，即将在明年迈入10周年。

学校创办者，是来自太平的蔡亿佳，此前曾在媒体公司负责软体开发。

因硕士论文锁定海巴瑶族为研究对象，将她带到奥马达海岛上，原先戴着将原住民浪漫化的滤镜，很快被现实粉碎，目之所及是小孩吸胶毒、四处向人讨钱的景象。蔡亿佳后来才了解，这些巴瑶小孩没有大马国籍，不能就读政府学校，也没有经济条件入读私营学校，以致终日在街上游荡。

结束研究工作后，蔡亿佳在沙滩碰到一群孩子正在嬉戏，发现其中有个女孩会说马来语。

“她有公民证件，有在政府学校上课。我让她问其他孩子，要不要去学校读书？他们都说不要，有人说因为害羞，有人说自己不厉害。”那么，如果让他们的朋友──这名会说马来语的女孩当老师呢？这次小孩纷纷点头。

内心隐隐感到的不妥，终于找到貌似可行的解决法案。

蔡亿佳与当地妇女合作，召来4名十来岁有上学的巴瑶小孩，教导无国籍巴瑶小孩简单课程。试验班回响良好，ISKUL随之诞生，在2015年8月正式开课。通过脸书发文分享，她在数天内筹足一年所需的经费，每名小老师也能领取50令吉月薪。

走过9年时光，ISKUL的上课空间从五脚基换到独立茅屋，老师团队也有了成人的加入，并计划在不久将来打造一所数码实验室，不让学生从科技时代脱轨。

根据现实情况，解决需求问题

曾经参与社运的蔡亿佳相信，改变必须由下而上推动才会奏效。

ISKUL正是这么运行的，无论校长、老师或管理员，都由当地村民组成。蔡亿佳扮演的角色，是将外头的资源输入村子里，依据学生需求改善环境条件。

教学也是如此。正规学校实行的制度，不一定适用于另类学校。

巴瑶族村落面对最现实的问题是，缺乏水电供应和垃圾管理系统，卫生条件不甚理想。外来志愿者很快发现，在课业以外，学生还有其他更迫切的需求。

因此，Sekolah Alternatif除了教习马来文、数学、哲学思想、写作等核心教育，也带领学生开展户外项目，包括打造垃圾管理系统、耕种菜园、饲养家禽、美化村庄等等。

负责婆罗洲之友行政事务的Shakila解释，当地社会（大马公民）常常责怪无国籍巴瑶人肮脏、懒惰，视他们的村庄为危险地带、坏人聚集地，“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得不到系统化的支持，只能将垃圾丢进海里。所以我们准备垃圾桶、美化环境，在村里营造良好氛围。”唯有扭转主流社会负面观念，才能协助他们摆脱歧视恶循环。

在ISKUL，正规课程则涵盖马来文、数学和艺术科目，并分成3个级别。完成后，学生会接受技职培训、英文和数码教育。然后呢？

在这些另类学校里，并不存在真正的“毕业”。

蔡亿佳尝试在做的，是尽可能为他们找寻更多维生途径。“所以我们有数码班，ISKUL的YouTube频道已经能够兑现，他们可以学习如何创作影音内容赚取收入。编织是巴瑶的传统手艺，接受培训后，他们可以将手艺品拿去卖。”

无国籍孩子还可以有其他憧憬吗？

Shakila记得，当初要学生说出志愿，得到的回答跳脱不出洗碗工、服务员或搬运工的想像。没有合法证件，不能自由移动，这是从小困在村里的无国籍孩子仅能看到的世界。

Sekolah Alternatif的固定师资不足15人，由婆罗洲之友成员和毕业生组成。学校也常邀请不同领域的朋友担任志工，让学生看见从未想过的可能。“每当有村外的人前来分享知识、传授技能，他们才知道原来还有其他就业机会。”

这些志工朋友里，有森林保育专家、电影工作者、手艺匠人等等，其中也包括本地唱作歌手林水草，负责指导学生弹弹琴、制作简单动画。过程中，她曾邀请一名具有创作天赋的学生合作写歌，再让8名孩子以巴瑶语和苏禄语献声录唱。

“这些学生都很了不起，比我更有才华，只差一个机会。”

在她看来，Sekolah Alternatif透过这些活动和对话，目的是建立学生的自信和尊严，“这里的老师常说‘memanusiakan manusia’，大意是怎么做一个好人吧。一些学生曾有不好的习惯，比如为了抵挡饥饿感而吸胶毒（强力胶比食物更便宜）。接受教育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改变。”

Shakila也把学生的改变看在眼里。

“很多学生原先比较害羞、不敢发言，现在他们几乎一开口就不会停。”她笑说，“开个会议可以长达两三个小时，有时我们也受不了。”

改变不只发生在学生身上。

“以前，我们很难获得家长的信任，家长会问，孩子变聪明了，可以做什么？现在家长会鼓励孩子上学。学校有活动，邻里的社区也会来帮忙。”

教育，让学生体现自己的价值

是啊，如同家长曾有的疑惑，当无国籍孩子被排除在官方体制的支持系统之外，为他们提供教育，最终是要达成什么目的？

在无国籍社群里培养年轻领袖，是ISKUL的创校宗旨。

一路走来，蔡亿佳可曾见过成功例子？“很多，比如冠病疫情期间，在老师带领下，学生穿着防护服到社区里派发食物，看见他们有能力回馈社区，让我感到骄傲。虽然过程很慢，我们希望他们会成为changemaker，直到有天接管学校。”

Sekolah Alternatif也有相同的期盼。

“我们希望学生可以成为领袖，为自己的族群带来改变。”Shakila说，“目前我们也看到事情正往这个方向去。”

林水草分享，有些毕业生会在职场里要求起薪，不再容忍不合理的待遇，“看到他们从一个不知道自己价值的人，变得那么有自信，原来老师的付出是有效的。但我觉得，这不全是老师的功劳，学生本来就很优秀，学校只是在辅助他们发光而已。这里的学生是很empowered的。”

如同Universiti Alternatif的成立，也是源自Sekolah Alternatif毕业生的诉求。

采访当天，大学才运行不到两周。Shakila说，与学生讨论后，发现他们想学的东西很多，包括海洋学、化妆、法律、巴瑶族历史等等，“我们会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用我们有的资源开设这些学科。”

讨论会上，如今再问起学生的志愿，有人想成为小说家，写出他们的故事；有人想当平面设计师，传达心中的讯息；有人想要成为社运分子，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就像当初走入村子帮助他们的老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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