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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am 08/08/2024

沙巴无国籍学校

无国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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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亿佳

沙巴巴瑶族

仙本

Kampung Air Hujung

奥马达

Omadal

【沙巴無國籍學校/01】永遠無法“畢業”的那群學生

报道:本刊 李淑仪
Sekolah Alternatif設立在無國籍巴瑤族村落裡,老師有時會將課堂搬到戶外進行。

沙巴州內多達三分之一人口屬無國籍人士,不具身分證等合法證件,生活處處都是難以逾越的透明高牆。高牆隔絕的,是包括免費教育在內的基本人權。

難得的是,總有人在試圖衝破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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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些年,沙巴巴瑤族村落冒出一所所學校,為無國籍孩子提供免費教育。是其中的例子,由大馬公民創立,卻不受官方承認,這意味著,即使學有所成,學生也不會得到合法文憑,換取明亮未來。

那麼,教育又是為了什麼?知識真的就是力量?

報道:本刊 李淑儀
圖:受訪者提供

“你們不只教會我們讀、寫、算,還讓我們瞭解幸福是什麼。”

2024年7月8日,正式成立,是全馬首間免費錄取無國籍學生的大學,嵌在那一座巴瑤族村落()裡,簡陋而溫馨。推介禮當天,一名學生致辭時,如是表達他對老師的感謝。

其中一名老師Shakila聽了很是欣慰:“我們偶爾也會忘記,反過來是學生提醒我們,這就是教育的意義。”她認為,學校應該給學生帶來快樂和安心,而非壓力與懲處。“他們居住的地方已經亂糟糟,我們希望學校可以成為──不是逃避現實,而是一個讓他們感到被珍惜的空間。”

築起這些空間的,是非政府組織“婆羅洲之友”(),核心成員曾是沙巴大學學生組織“大學生之聲”(Suara Mahasiswa)與“大學生文學俱樂部”(Kelab Sastera Mahasiswa)一分子。在校時,他們走入社區,為邊緣群體派送食物、教授技能;畢業後,他們熱心不滅,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持續貢獻。

Sekolah Alternatif的師資團隊,由婆羅洲之友(Borneo Komrad)成員、畢業生和志工組成。後排右二為婆羅洲之友創辦人Mukmin Nantang;前排右一為管理婆羅洲之友行政事務的Shakila。

2017年,婆羅洲之友創辦人Mukmin Nantang獨自進駐Kampung Air Hujung,租了一間房,在資源貧瘠的地方,從零開始推動基礎教育。

這是Sekolah Alternatif的雛形。

2019年,鬥湖也展開了類似的善舉──有成員將帆布鋪在地面,就這樣開始露天教學。慢慢地,這些外來者獲得村民信任,為老師搭建房子、課室,進而蛻變成一所所小有規模的學校。

目前,Sekolah Alternatif在沙巴共有4間分校,給予150名無國籍學生中小學教育。今年,在畢業生訴求下,村裡迎來Universiti Alternatif的創建,給孩子捎來一絲希望。

“小孩教小孩”模式打破隔閡

在仙本那另一座名為奧馬達()的海島上,同樣為當地巴瑤孩子提供免費教育的學校──ISKUL,即將在明年邁入10週年。

學校創辦者,是來自太平的蔡億佳,此前曾在媒體公司負責軟體開發。

因碩士論文鎖定海巴瑤族為研究對象,將她帶到奧馬達海島上,原先戴著將原住民浪漫化的濾鏡,很快被現實粉碎,目之所及是小孩吸膠毒、四處向人討錢的景象。蔡億佳後來才瞭解,這些巴瑤小孩沒有大馬國籍,不能就讀政府學校,也沒有經濟條件入讀私營學校,以致終日在街上游蕩。

結束研究工作後,蔡億佳在沙灘碰到一群孩子正在嬉戲,發現其中有個女孩會說馬來語。

“她有公民證件,有在政府學校上課。我讓她問其他孩子,要不要去學校讀書?他們都說不要,有人說因為害羞,有人說自己不厲害。”那麼,如果讓他們的朋友──這名會說馬來語的女孩當老師呢?這次小孩紛紛點頭。

ISKUL創辦人蔡億佳相信,改變必須由下而上推動才會奏效,學校也必須由當地村民經營才能長久。

內心隱隱感到的不妥,終於找到貌似可行的解決法案。

蔡億佳與當地婦女合作,召來4名十來歲有上學的巴瑤小孩,教導無國籍巴瑤小孩簡單課程。試驗班迴響良好,ISKUL隨之誕生,在2015年8月正式開課。通過臉書發文分享,她在數天內籌足一年所需的經費,每名小老師也能領取50令吉月薪。

走過9年時光,ISKUL的上課空間從五腳基換到獨立茅屋,老師團隊也有了成人的加入,並計劃在不久將來打造一所數碼實驗室,不讓學生從科技時代脫軌。

根據現實情況,解決需求問題

曾經參與社運的蔡億佳相信,改變必須由下而上推動才會奏效。

ISKUL正是這麼運行的,無論校長、老師或管理員,都由當地村民組成。蔡億佳扮演的角色,是將外頭的資源輸入村子裡,依據學生需求改善環境條件。

教學也是如此。正規學校實行的制度,不一定適用於另類學校。

巴瑤族村落面對最現實的問題是,缺乏水電供應和垃圾管理系統,衛生條件不甚理想。外來志願者很快發現,在課業以外,學生還有其他更迫切的需求。

因此,Sekolah Alternatif除了教習馬來文、數學、哲學思想、寫作等核心教育,也帶領學生開展戶外項目,包括打造垃圾管理系統、耕種菜園、飼養家禽、美化村莊等等。

負責婆羅洲之友行政事務的Shakila解釋,當地社會(大馬公民)常常責怪無國籍巴瑤人骯髒、懶惰,視他們的村莊為危險地帶、壞人聚集地,“但實際情況是,他們得不到系統化的支持,只能將垃圾丟進海里。所以我們準備垃圾桶、美化環境,在村裡營造良好氛圍。”唯有扭轉主流社會負面觀念,才能協助他們擺脫歧視惡循環。

志願者很快發現,在課業以外,學生還有其他更迫切的需求。圖為Sekolah Alternatif師生合照。

在ISKUL,正規課程則涵蓋馬來文、數學和藝術科目,並分成3個級別。完成後,學生會接受技職培訓、英文和數碼教育。然後呢?

在這些另類學校裡,並不存在真正的“畢業”。

蔡億佳嘗試在做的,是儘可能為他們找尋更多維生途徑。“所以我們有數碼班,ISKUL的YouTube頻道已經能夠兌現,他們可以學習如何創作影音內容賺取收入。編織是巴瑤的傳統手藝,接受培訓後,他們可以將手藝品拿去賣。”

無國籍孩子還可以有其他憧憬嗎?

Shakila記得,當初要學生說出志願,得到的回答跳脫不出洗碗工、服務員或搬運工的想像。沒有合法證件,不能自由移動,這是從小困在村裡的無國籍孩子僅能看到的世界。

Sekolah Alternatif的固定師資不足15人,由婆羅洲之友成員和畢業生組成。學校也常邀請不同領域的朋友擔任志工,讓學生看見從未想過的可能。“每當有村外的人前來分享知識、傳授技能,他們才知道原來還有其他就業機會。”

這些志工朋友裡,有森林保育專家、電影工作者、手藝匠人等等,其中也包括本地唱作歌手林水草,負責指導學生彈彈琴、製作簡單動畫。過程中,她曾邀請一名具有創作天賦的學生合作寫歌,再讓8名孩子以巴瑤語和蘇祿語獻聲錄唱。

“這些學生都很了不起,比我更有才華,只差一個機會。”

Sekolah Alternatif曾邀請森林保育專家,帶領學生到森林探險,戶外教學。有學生因此對森林學產生濃厚興趣,成為他想鑽研的領域。

在她看來,Sekolah Alternatif透過這些活動和對話,目的是建立學生的自信和尊嚴,“這裡的老師常說‘memanusiakan manusia’,大意是怎麼做一個好人吧。一些學生曾有不好的習慣,比如為了抵擋飢餓感而吸膠毒(強力膠比食物更便宜)。接受教育後,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改變。”

Shakila也把學生的改變看在眼裡。

“很多學生原先比較害羞、不敢發言,現在他們幾乎一開口就不會停。”她笑說,“開個會議可以長達兩三個小時,有時我們也受不了。”

改變不只發生在學生身上。

“以前,我們很難獲得家長的信任,家長會問,孩子變聰明瞭,可以做什麼?現在家長會鼓勵孩子上學。學校有活動,鄰里的社區也會來幫忙。”

教育,讓學生體現自己的價值

是啊,如同家長曾有的疑惑,當無國籍孩子被排除在官方體制的支持系統之外,為他們提供教育,最終是要達成什麼目的?

在無國籍社群裡培養年輕領袖,是ISKUL的創校宗旨。

一路走來,蔡億佳可曾見過成功例子?“很多,比如冠病疫情期間,在老師帶領下,學生穿著防護服到社區裡派發食物,看見他們有能力回饋社區,讓我感到驕傲。雖然過程很慢,我們希望他們會成為changemaker,直到有天接管學校。”

Sekolah Alternatif也有相同的期盼。

“我們希望學生可以成為領袖,為自己的族群帶來改變。”Shakila說,“目前我們也看到事情正往這個方向去。”

第一次拜訪Sekolah Alternatif,林水草(面向鏡頭者)感覺猶如置身戰亂地帶,“我本來只是想來觀察,沒想說要做老師。後來發現我和婆羅洲之友的理念相近,也看到有些學生對畫畫和音樂很有天分。”那一趟,她待了兩週,指導學生彈琴、製作動畫。

林水草分享,有些畢業生會在職場裡要求起薪,不再容忍不合理的待遇,“看到他們從一個不知道自己價值的人,變得那麼有自信,原來老師的付出是有效的。但我覺得,這不全是老師的功勞,學生本來就很優秀,學校只是在輔助他們發光而已。這裡的學生是很empowered的。”

如同Universiti Alternatif的成立,也是源自Sekolah Alternatif畢業生的訴求。

採訪當天,大學才運行不到兩週。Shakila說,與學生討論後,發現他們想學的東西很多,包括海洋學、化妝、法律、巴瑤族歷史等等,“我們會盡量滿足他們的需求,用我們有的資源開設這些學科。”

討論會上,如今再問起學生的志願,有人想成為小說家,寫出他們的故事;有人想當平面設計師,傳達心中的訊息;有人想要成為社運分子,為弱勢群體爭取權益,就像當初走入村子幫助他們的老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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