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无国籍学校／02】每天提心吊胆上学 外来威胁无阻求知欲

他的同学Suraida，今年17岁，在2017年入读Sekolah Alternatif。

“我们这个村子，很多人都害怕进来，所以有NGO到这里给孩子上课，我是其中一个喜欢跟着他们的人。以前我很顽皮，喜欢闹事，我不会忘记Mukmin老师（婆罗洲之友创办人）时常耐心地劝说我。学校也很重视我们的喜好，不会强迫我们学习不喜欢的科目，但老师不会放任不管，而是会跟我们一起寻找真正的热忱。”

6年过去，这批早期学生也算是毕业了，但他们不想停止学习。

“我拥有的知识很少，还想学到更多。”Jai说，“可是我们成年了，家里会批评，问我们还要在学校待多久，是时候要思考养家、结婚。”

如何让村里的长辈同意他们继续求学？这群学生后来想到──离开学校，晋入大学。

“我们去问老师，可不可以有一间大学？我们会让老人家明白，大学与学校不同，学的知识更深入，也打算半工读。”

得知学生的诉求，婆罗洲之友在今年7月正式成立Universiti Alternatif，是全马第一间免费为无国籍孩子提供高等教育的学府。

无国籍者最难忍：无处不在的压迫和歧视

问Jai和Suraida的志愿，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想在大学深入了解巴瑶族历史和法律知识，将来当社运分子（activist），为自己的族群争取权益。

这个念头的萌生，源于日常无处不在的压迫和歧视。比如在海边打工时，Jai需要承揽额外的粗重活，“有时我才刚坐下休息，他们就会生气。”相同的事情并没发生在其他员工身上。“我从早上7点工作到傍晚5点，每天领到30令吉。起初我很开心，后来才觉得不合理。”

身为无国籍者，Suraida也很难接受，为何仅仅少了一张蓝色身分证，就不能享有免费医疗服务。“我们生病时，被迫缴付很高的医药费。这是关乎性命的事，而我们同样是人类。这对我来说是最残忍的压迫。”

为了迎接Universiti Alternatif的成立，学校曾展开巡回活动，带领数名学生拜访沙巴大学、其他另类学校和相关组织，招生之余，也探讨提供实习的合作可能。

6月14日，巡回活动来到最后一天，众人前往亚庇市区游览，却遇到警察阻拦。即使已经展示海巴瑶信件（Surat Lepa）、诊所卡、国家社会福利局信件、村长确认信件和学生证，他们还是没能过关。一名老师与8名学生被扣押一周，其中3人仍未成年。

“这是我遭遇过最大的压迫，让我想要成为社运分子。”Jai说。“我们想要跟大家得到同等对待，合法证件很重要，给我们机会实现志愿，我们无国籍人士只是想要这些。”

Suraida说，“压迫的行为越发猖狂，大学的出现，给了我们全新的力量，这股士气越来越激昂。”

可回到现实，这份希望也许还是稀薄。

办校者的希望：歧视止于年轻世代

在法律上，这些另类学校始终处在灰色地带，不获官方承认，经营者从来都不容易。

负责婆罗洲之友行政事务的Shakila指出，在西马半岛，有些罗兴亚难民学校获准以私营学校的名义，向教育部合法注册，“但在这里，却没有这个选项，没有政策或系统支持我们。简单来说，Sekolah Alternatif和Universiti Alternatif是违法的。”

随之而来的，是执法单位施予的恐吓与胁迫。“警察有时会来这里看看，我们的学生会感到害怕，甚至不敢来学校。很多另类学校因此关闭。”

6月4日，仙本那海域上百间巴瑶木屋遭地方当局拆除、焚烧，很多无国籍人士在恍惚间失去家园。婆罗洲之友是村民拨电求助的其中一个对象。

“我们有对此发声，后来又发生学生被捕事件，我们也被迫关校，因为警察一直来访，家长也很害怕。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我们只是提供教育而已。”

位于奥马达海岛的ISKUL，是另一所无国籍学校，办校之路也是阻碍重重。

当地情况是，岛上村子住着大马公民，无国籍巴瑶族群则居于相邻的海上。两个族群的日常相处中，ISKUL创办人蔡亿佳委婉透露，系统性的歧视确实存在。ISKUL也好，无国籍巴瑶社区也好，不是所有岛上村民都能坦然与之共存。近期，因为当地权威的阻扰，原先答应给予辅助金的企业后来反悔，学校的发展计划被迫搁置。

蔡亿佳希望，歧视的心态不会发生在年轻世代身上。

“ISKUL除了给予教育，也是两个社群孩子可以互动的空间，这样他们才会理解彼此。”大环境存在系统性歧视，但改变也在悄然发生，“在学校里，我们看到大马籍孩子可以跟巴瑶孩子坐在一起吃饭、交朋友。”虽然这样的案例不多，但她相信，只要有人愿意搭建桥梁，情况终会慢慢变好。

志愿者的动力：孩子对学习的热忱与快乐

压迫和歧视，让这些无国籍群体持续困在贫穷恶循环，知识和教育也难以帮助他们逃离。

蔡亿佳指出，早婚和早育是当地常见的现象。当学生学有所成，转而成为老师，“十六七岁，父母就要她们结婚，纵使我们有给她们不错的津贴。”

不久以前，她曾协助怀孕的学生注册红簿子（buku pink），“即便政府政策允许无国籍妈妈注册，但护士却不帮我们注册。整个环境很不友善。所以这个课题很复杂，不是给他们教育就没事了。”

在Sekolah Alternatif担任志工的唱作歌手林水草，也有相同感受。

“你很难教他们何为责任感和纪律，这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会觉得，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学校以外的生活尽是窟窿，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想要的未来。“他们比B40（低收入群体）还艰难，孕妇不敢到医院生产，老师们帮忙救过几个婴儿；屋子常常火灾，收在家里的积蓄全都烧光；女生要担心自己的安危，男生也有心理压力……”

惨痛说不完，但她也看见这些小孩懂得如何找寻快乐。

“如果你有机会来这里，你会时常听到他们在唱歌，有时老师带他们去爬山，女生也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复杂，好坏的情绪都很饱满。”

孩子的快乐，也是这些志愿者可以持续往前走的动力。

蔡亿佳说，早上8点的班级，学生7点就已等在外头，很是兴奋，“我想，是他们对学习的热忱，让我没有选择放弃。”

Shakila与伙伴这些年的付出，并没有白费。“我不能无视我所看见的，无国籍社群的情况很糟糕。教育可以带给他们希望和光亮，我们确实有看到改变，路上也结识很多同伴，现在还不是我们言败的时刻。”

打造双赢局面：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他们才能回馈社会

要争取最终胜利，还需更多来自各方的支持力量。正如他们所说，公民权课题，看似只关乎一纸证件，背后牵涉的却是庞杂的结构性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倡导，让整个社会一起合作。”蔡亿佳建议，“政府必须先有政治意愿，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囊括非政府组织和无国籍社群，跟他们对话。可以跟这些单位对话，也是我们教会巴瑶孩子马来文的目的。”

她也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贡献。“我们有公民权已经很有力量。冠病疫情教会我们的是，一个社会有多强，完全取决于最弱势群体的处境。给他们教育，他们才能回馈社会，也能减少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Shakila也抛出质问，“连一条路也有路名，有身分。为什么身为人类的他们却不被认可？”她希望，往后若发生什么事，社会舆论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看看这个课题有多复杂，同时也看到我们持续抱有希望。”

以志工身分接触无国籍孩子与婆罗洲之友这些年，林水草深有感触的是，“原来除了生气和不满，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把愤怒化为行动。当你开始行动，你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原来还有其他人也想跟你一起做这些事。”

当然，她们无不期盼，眼前的工作会有结束的一天。

因为，在理想国度，Sekolah Alternatif和ISKUL本就无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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