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無國籍學校／02】每天提心吊膽上學 外來威脅無阻求知慾

他的同學Suraida，今年17歲，在2017年入讀Sekolah Alternatif。

“我們這個村子，很多人都害怕進來，所以有NGO到這裡給孩子上課，我是其中一個喜歡跟著他們的人。以前我很頑皮，喜歡鬧事，我不會忘記Mukmin老師（婆羅洲之友創辦人）時常耐心地勸說我。學校也很重視我們的喜好，不會強迫我們學習不喜歡的科目，但老師不會放任不管，而是會跟我們一起尋找真正的熱忱。”

6年過去，這批早期學生也算是畢業了，但他們不想停止學習。

“我擁有的知識很少，還想學到更多。”Jai說，“可是我們成年了，家裡會批評，問我們還要在學校待多久，是時候要思考養家、結婚。”

如何讓村裡的長輩同意他們繼續求學？這群學生後來想到──離開學校，晉入大學。

“我們去問老師，可不可以有一間大學？我們會讓老人家明白，大學與學校不同，學的知識更深入，也打算半工讀。”

得知學生的訴求，婆羅洲之友在今年7月正式成立Universiti Alternatif，是全馬第一間免費為無國籍孩子提供高等教育的學府。

無國籍者最難忍：無處不在的壓迫和歧視

問Jai和Suraida的志願，他們不約而同地說，想在大學深入瞭解巴瑤族歷史和法律知識，將來當社運分子（activist），為自己的族群爭取權益。

這個念頭的萌生，源於日常無處不在的壓迫和歧視。比如在海邊打工時，Jai需要承攬額外的粗重活，“有時我才剛坐下休息，他們就會生氣。”相同的事情並沒發生在其他員工身上。“我從早上7點工作到傍晚5點，每天領到30令吉。起初我很開心，後來才覺得不合理。”

身為無國籍者，Suraida也很難接受，為何僅僅少了一張藍色身分證，就不能享有免費醫療服務。“我們生病時，被迫繳付很高的醫藥費。這是關乎性命的事，而我們同樣是人類。這對我來說是最殘忍的壓迫。”

為了迎接Universiti Alternatif的成立，學校曾展開巡迴活動，帶領數名學生拜訪沙巴大學、其他另類學校和相關組織，招生之餘，也探討提供實習的合作可能。

6月14日，巡迴活動來到最後一天，眾人前往亞庇市區遊覽，卻遇到警察阻攔。即使已經展示海巴瑤信件（Surat Lepa）、診所卡、國家社會福利局信件、村長確認信件和學生證，他們還是沒能過關。一名老師與8名學生被扣押一週，其中3人仍未成年。

“這是我遭遇過最大的壓迫，讓我想要成為社運分子。”Jai說。“我們想要跟大家得到同等對待，合法證件很重要，給我們機會實現志願，我們無國籍人士只是想要這些。”

Suraida說，“壓迫的行為越發猖狂，大學的出現，給了我們全新的力量，這股士氣越來越激昂。”

可回到現實，這份希望也許還是稀薄。

辦校者的希望：歧視止於年輕世代

在法律上，這些另類學校始終處在灰色地帶，不獲官方承認，經營者從來都不容易。

負責婆羅洲之友行政事務的Shakila指出，在西馬半島，有些羅興亞難民學校獲准以私營學校的名義，向教育部合法註冊，“但在這裡，卻沒有這個選項，沒有政策或系統支持我們。簡單來說，Sekolah Alternatif和Universiti Alternatif是違法的。”

隨之而來的，是執法單位施予的恐嚇與脅迫。“警察有時會來這裡看看，我們的學生會感到害怕，甚至不敢來學校。很多另類學校因此關閉。”

6月4日，仙本那海域上百間巴瑤木屋遭地方當局拆除、焚燒，很多無國籍人士在恍惚間失去家園。婆羅洲之友是村民撥電求助的其中一個對象。

“我們有對此發聲，後來又發生學生被捕事件，我們也被迫關校，因為警察一直來訪，家長也很害怕。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我們只是提供教育而已。”

位於奧馬達海島的ISKUL，是另一所無國籍學校，辦校之路也是阻礙重重。

當地情況是，島上村子住著大馬公民，無國籍巴瑤族群則居於相鄰的海上。兩個族群的日常相處中，ISKUL創辦人蔡億佳委婉透露，系統性的歧視確實存在。ISKUL也好，無國籍巴瑤社區也好，不是所有島上村民都能坦然與之共存。近期，因為當地權威的阻擾，原先答應給予輔助金的企業後來反悔，學校的發展計劃被迫擱置。

蔡億佳希望，歧視的心態不會發生在年輕世代身上。

“ISKUL除了給予教育，也是兩個社群孩子可以互動的空間，這樣他們才會理解彼此。”大環境存在系統性歧視，但改變也在悄然發生，“在學校裡，我們看到大馬籍孩子可以跟巴瑤孩子坐在一起吃飯、交朋友。”雖然這樣的案例不多，但她相信，只要有人願意搭建橋樑，情況終會慢慢變好。

志願者的動力：孩子對學習的熱忱與快樂

壓迫和歧視，讓這些無國籍群體持續困在貧窮惡循環，知識和教育也難以幫助他們逃離。

蔡億佳指出，早婚和早育是當地常見的現象。當學生學有所成，轉而成為老師，“十六七歲，父母就要她們結婚，縱使我們有給她們不錯的津貼。”

不久以前，她曾協助懷孕的學生註冊紅簿子（buku pink），“即便政府政策允許無國籍媽媽註冊，但護士卻不幫我們註冊。整個環境很不友善。所以這個課題很複雜，不是給他們教育就沒事了。”

在Sekolah Alternatif擔任志工的唱作歌手林水草，也有相同感受。

“你很難教他們何為責任感和紀律，這也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會覺得，這麼努力是為了什麼？”學校以外的生活盡是窟窿，不是每個人都能看見自己想要的未來。“他們比B40（低收入群體）還艱難，孕婦不敢到醫院生產，老師們幫忙救過幾個嬰兒；屋子常常火災，收在家裡的積蓄全都燒光；女生要擔心自己的安危，男生也有心理壓力……”

慘痛說不完，但她也看見這些小孩懂得如何找尋快樂。

“如果你有機會來這裡，你會時常聽到他們在唱歌，有時老師帶他們去爬山，女生也會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這個世界就是這麼複雜，好壞的情緒都很飽滿。”

孩子的快樂，也是這些志願者可以持續往前走的動力。

蔡億佳說，早上8點的班級，學生7點就已等在外頭，很是興奮，“我想，是他們對學習的熱忱，讓我沒有選擇放棄。”

Shakila與夥伴這些年的付出，並沒有白費。“我不能無視我所看見的，無國籍社群的情況很糟糕。教育可以帶給他們希望和光亮，我們確實有看到改變，路上也結識很多同伴，現在還不是我們言敗的時刻。”

打造雙贏局面：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他們才能回饋社會

要爭取最終勝利，還需更多來自各方的支持力量。正如他們所說，公民權課題，看似只關乎一紙證件，背後牽涉的卻是龐雜的結構性問題。

“所以我一直在倡導，讓整個社會一起合作。”蔡億佳建議，“政府必須先有政治意願，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囊括非政府組織和無國籍社群，跟他們對話。可以跟這些單位對話，也是我們教會巴瑤孩子馬來文的目的。”

她也相信，每個人都可以貢獻。“我們有公民權已經很有力量。冠病疫情教會我們的是，一個社會有多強，完全取決於最弱勢群體的處境。給他們教育，他們才能回饋社會，也能減少社會問題。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Shakila也拋出質問，“連一條路也有路名，有身分。為什麼身為人類的他們卻不被認可？”她希望，往後若發生什麼事，社會輿論可以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看看這個課題有多複雜，同時也看到我們持續抱有希望。”

以志工身分接觸無國籍孩子與婆羅洲之友這些年，林水草深有感觸的是，“原來除了生氣和不滿，我們還有別的事情可以做，把憤怒化為行動。當你開始行動，你會發現自己並不孤單，原來還有其他人也想跟你一起做這些事。”

當然，她們無不期盼，眼前的工作會有結束的一天。

因為，在理想國度，Sekolah Alternatif和ISKUL本就無需存在。

相關稿件：

【沙巴無國籍學校／01】永遠無法“畢業”的那群學生
【移工自拍片／01】尼泊爾移工 用鏡頭傾訴他鄉點滴
【難民教育／01】知識能改變困境 難民自強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