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不排斥这一种“乩童文化”的社会需求,但同时也关心此社会现象为年轻群体带来的种种迷信思维和反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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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科学不发达,吃血馒头、喝人血这些治病方子,在中国一些偏远乡区普遍存在;但医学进步、教育普及后,这种荒谬现象就慢慢消失。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华人新村一带,依据鬼神之类的民间传统信仰来医病,还是极其普遍的。由于这些民间信仰既不属佛教范畴,普遍也不受道教约束,在管制上就变得杂乱。
灵异鬼神之事,包括乩童问事、治病和求财,一般是真实存在的;过去父母在孩子生病屡治不愈后跑到神庙求助,也情有可原。像我们大部分四、五十岁的华裔,也多是喝符水长大的,算是华裔社会的集体回忆之一。
这一次巴生某神庙乩童问事时用嘴对嘴方式治疗的风波,该检讨的,不只是神庙办事的方式,整体华裔社会更应该慎思的,是我们应朝理智和科学方向走,还是倒回去“血馒头”的反智年代。请注意,让乩童给年幼孩童嘴对嘴做法事的,都是年轻父母,至少都应该上过中、小学科学课,但为什么大家就仿如堕入“集体迷惑”氛围,而没人站出来质问这方式会不会导致疾病或病毒传染?
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能单凭信仰,而脱离现代法治和基本科学来实践。或许科学/法治不能解释、也无法解决所有世间难题,但在寻求解决方案过程中,在“符水”(神灵世界)和“口水”(现实世界)之间,有一条根植于现代医学和法治精神的“红线”,是任何人都不能跨越的,否则就是触犯现代医学(疾病传染)和法治(儿童法令)的底线。
由于近亲和友人也是乩童,我从小就看了不少“现场表演”,有关神明“附身”和“问事”的真实性,从来没敢说它不存在。但这种“鬼神附体”的事,套一乩童友人的说法,是“时真时假”,许多是逼不得已“逢场作戏”而已的。
乩童(或统称“灵媒”)文化,全世界都一直存在着。从西方精神病学角度来看,过去学者大多认为这“神灵附体”是精神病一种特征,但更深入的实证数据证明,大多数灵媒并非精神病患。比如巴西一项研究显示,和“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患者比较,灵媒在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方面,表现的更好,临床特征表现也不同(参见2008年5月《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期刊文章)。
这吸引了心理学家从科学角度探讨“灵媒问事”社会现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的报告曾提到:由于信徒相信灵媒有治病能力,灵媒的行为因此被社会认可,而灵媒在治疗他人的同时,也因此有了灵性发展,以及诸如慈悲这种道德价值的“理想自我”的体现,因而被附体神明治愈(引2016年5月《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期刊论文)。也可以说这种“自我转化”与神明附体的“合法性认知”(perceived legitimacy;指信徒对乩童的能力和灵附体能满足他们需求的认知)是息息相关的。
个人不排斥这一种“乩童文化”的社会需求,但同时也关心此社会现象为年轻群体带来的种种迷信思维和反智行为。
2021年11月一项揽括全球逾11万9000人的《Wellcome Global Monitor 2020: Covid-19》报告显示,大马约一千名受访者对“信任科学”选项打出57.3的低分,在113个国家中排名第102。知名统计数据研究平台Statista今年7月发布的《Trust in scientists》数据也显示,我国在28个国家里排名倒数第五(得分50%)。今年1月,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团队在67个国家对7万余人进行的调查发现,全球民众对科学的信任水平受政治倾向的影响;在马来西亚、孟加拉等国,宗教信仰被发现和科学信任水平有关联,人们也不认为两者存在冲突。
这些研究数据和华社的“乩童文化”遥相呼应,也阐明公众(不分族群)如何看待科学的事实;事实上,大马当前的整体社会思维,是偏向超现实的“符水”神迹,多过认同现实世界的“口水”病菌学/科学。而我们未来会往“符水”或“口水”的方向走,取决于政府制定各种影响公众信任科学的政策,这包括加强公立科学教育系统。
世间种种事情的发生和不发生,会依循自然界的自然法则运行,“种瓜得瓜”的科学规律即是其中之一;即便通过违背自然法则的途径,去强求“得到”一些原本不属于当时、当下的东西,最终还是会以其他形式有所损伤。
脚踏实地的依循自然规律生活,守持、加强日常里每一份善意和善行,瓜熟自然蒂落,这才是最实在、最可靠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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