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意見】賀淑芳/是否還是艾莉絲‧孟若？

“有一回，你最後一次出來這裡時問我，將來你死後我會有什麼感覺，會不會有罪惡感，我當時告訴你，我一直以為我倆可能永遠無法，像我們本來應該可以的那樣相互親近。雖然當時我們都聊著，你對他人的無法信任，我卻無法告訴你，其實我也一樣有這種感覺，尤其關於你。我很愛你，你越是來接近我，我就越難跟你保持距離，要對你隱瞞那些我不想給你知道的事，也就越痛苦。”——Andrea寫給艾莉絲‧孟若的信件，1992年，刊於《多倫多星報》，2024年。

讀到Andrea的信，開頭毫不保留流露她對母親的仰慕，會忍不住心痛，因為要跟母親說什麼，本來就很困難。我對媒體報導的字眼總有保留，惟有看到那一小段公開貼出來的信件開頭。不禁又想，有些內心的感覺，是新聞報導追求確定效果的策略，接近不了的。

似乎讀到不只一份報導寫，在這之後，重讀艾莉絲‧孟若的小說，將不得不震驚於意義永遠轉變了，破壞不可修復。這要從《公開的秘密》（Open Secret，1994年出版）開始，裡面有一篇小說〈破壞者〉（Vandals），原刊1993年《紐約客》，前一年Andrea寫信向母親坦承自己10歲時被性侵。女兒告訴母親之後的翌年小說就刊登。大家會問：艾莉絲‧孟若怎麼可能還能冷靜地寫作？她竟然可以維護這第二個丈夫，在2005年繼父被審判有罪、緩刑兩年後，她只離開他幾個月，之後就回到他身邊，繼續同住到他八十幾歲去世。拿到諾貝爾獎的2013年，她已經有了失智症，凡事得依賴他。

這篇〈破壞者〉，寫一個年輕女孩9歲時被隔壁鄰居的某個年長男人性侵，很多年後，女孩已經成年，某日接到鄰居女人電話，叫她幫忙看水閥，她答應了，但她進入隔壁老夫婦的家之後，卻展開報復，狠狠毀壞屋裡的每一樣東西。

小說很少筆墨描敘性侵，很隱晦，若讀快了，甚至就會忽略，似有若無。大篇幅的描敘，寫老夫婦，老女人貝亞跟她男人的關係，以及鄰居孩子如何在叢林裡跟老男人學習看植物。小說寫最多的，是女人對他的迷戀，那男人又是如何地自我中心，什麼話能談，什麼話絕不多談，她必須學會他的規則。有一次，他在泳池裡一邊模仿老女人動作，暗地嘲笑她笨醜，一邊偷摸小女孩胯下。老女人心知肚明，卻竟然妒忌小女孩，偷偷跑去女孩的家做了小破壞。

似乎我們閱讀小說必須剋制，不把文本跟作者過度連接在一起。可是，之所以不能全然分割，是因為文學乃是情感的吐絲之物。有些作家可以把它反折變形，讀來只覺得想像力奔馳，像Olga Tokarczuk，但不是每人都能如此。艾莉絲‧孟若也許是藉由虛構安置了自己的生活生命，雖非交代全部。

我要繼續閱讀她的小說。因為我從她小說裡，學到的，看到的女性處境，比任何一個地方要多。在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歲月流逝》（The Years）裡開頭有這麼一句引言：“歷史並不獨屬於個體”。對於非歷史的小說而言，這句話也可以延伸成：“個人經驗並不獨屬於自己。”在大歷史框架裡，女性的經驗總是被忽視。因此小說裡裝載的既屬於作家自身，卻也是屬於女性，那在這性別不平等處境中的創傷結晶體。

即使你不是母親，沒有孩子，行為正直良好，自覺沒有罪惡感，但你可能仍然在這父權價值觀為主流的世界裡受苦，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會把艾莉絲‧孟若的書丟進垃圾桶。我想不出還會誰像她那樣從這樣的位置寫作。1960年代，她最初寫作時這麼被矮化：一個會從家務事擠出時間來寫小說的家庭主婦，到Andrea出世，配圖照相總是三個女兒和一個母親。她必須以“會寫作的家庭主婦”這身分來亮相，沒有人看重她是個作家。嚴重的性別偏見，可想而知。要剝奪女性作家的authority還不容易，但她還是繼續寫作。

“我想要藏起來，以便我可以專注投入於真正的工作，唯有在工作裡，我才可能真正愛惜那個被疏離的內在自我。”（Miles City, Montana，1985年）

在這篇1985年出版的小說〈蒙他拿城〉裡，一個家庭主婦意識到，她那麼想要專注自己的工作，然而，只要一次注意力稍微離開看別的東西，意外就可能發生。孩子的生與死，簡直像靠運氣來逃過一劫。她還意識到，只要有一個人死了，痛苦以後必然會使她持續不斷地責怪每一個人。

閱讀艾莉絲‧孟若，會感覺到一種極特殊的，讓人驚訝的敲擊震撼感。她並不是特別在結構秩序上經營出色，甚至可說簡直就是鬆散。但是，她記得許多細節，普通人會忘記的，不重要的東西，不管重不重要的，她都會全部記得似的，形成她小說中的特殊質地，雖然是虛構的文本，卻擁有一種比時間流逝過去無從保留的現實，更加真實的感覺。她並沒有把自己造成比實際的更完美或更偉大，她從來不曾說過自己是完美無瑕的女性。她的小說並不教導怎麼才能正確。她寫最多身而為人的感覺，毋寧是各種弱點與缺點。也因為如此，各種細節，人際的、母親照料孩子的、家庭的，窮人的、負債的、逃離長女負擔諸如此類……竟然能在跨境翻譯之後有這麼驚人的相似與普遍性。亞洲區域裡的工人家庭，或者中下層家庭的問題，好像也是這樣，但我們從小在教育中接受的儒家思想、尊老愛幼的價值觀，主張和諧美好，以及讀到的經典現代文學家，多數來自貴族或書香世家。卻很難讓自己辨識出，自己生命經驗中的卑微低俗，如何可能敘述，彷彿這不值得寫似的。

一直到失智之前，像她這樣記憶力與心思細膩繁瑣，無法想像罪惡感怎麼承擔。

1993年刊出的〈破壞者〉，寫到貝亞的慾望，貝亞討厭男朋友的正常、道德、急於合乎主流的社交慾望，偶然認識了某個相反的男人，就特意在衣服裡穿著真絲內衣開車去找他：

“她知道這是一種退化，又很討人厭——她真正的想法是，有些女人，像她這樣的女人，可能一直都在追尋一種可以容納自己的瘋狂。如果不是生活在一個男人的瘋狂之中，那麼和他生活在一起又是為了什麼呢？男人們可能會有那種很普通、很平常的瘋狂，比如對某支球隊的熱愛。但這可能還不夠，不夠強大——這種不夠強大的瘋狂只能讓女人發脾氣、不滿足。”

是什麼東西吸引貝亞呢？她去找他時，他在挖泥土種植。

“對貝亞來說，沒有什麼能比眼前這一幕——看著一個男人揮霍體力工作，無視自己的存在，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能讓她熱血沸騰的了。拉德納工作做得很好，身上沒有一點多餘的東西，沒有多餘的贅肉，沒有過剩的精力，當然也沒有精心設計的對白。”

情慾像是從一種受不了的正常、守秩但枯燥無味的日常重複性網羅裡，逃走的路徑。“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的原因早已經潛隱在制度語言裡。我們被訓練成，在那圍繞著性，世界就像甜甜圈般構成的秩序密碼裡，我們接受各種以優秀男性為主的價值觀。即使某些特質，對女性本身無益。雖然如此，小說讀來，並不能否定，這裡面有時間沉積下來的關係，他們倆人（貝亞和那男人）都老了，她寫，“夜晚在床上躺靠在一起，胳膊貼胳膊”。

有些毀壞是不能修復的，如同小說裡，當她（貝亞）為了洩憤她竟然偷溜到被侵犯女孩的家，破壞女孩的家時，也破壞女孩的逝世母親留下來的紀念物，一對耳環只剩下一個，關係永遠破壞了。

在Andrea一歲時，1967年，艾莉絲‧孟若出版了《影子舞蹈》，以及小女兒12歲時，1978年出版的《你以為你是誰》，結構嚴謹，行文綿密，段落與段落之間有所控制、節制完成的形式優美。接著，2001年的《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出版前，艾莉絲‧孟若已經知道這事了，可能她安適於Andrea不再追訴的安全感，全書竟然沒見一點心理陰影。然而，在2009年出版的《幸福過了頭》，卻寫得很鬆散，我這裡並不是說，鬆散的寫作方式，就比不上結構嚴密的書寫，不，當然不是。《幸福過了頭》第一篇小說〈多維的世界〉，耐心讀了幾頁後，就感覺有巨大的沉重感壓過來。

事件已經發生過了，原因到底在哪裡？〈多維的世界〉寫一個遭到家暴的女工，每個孩子都被丈夫殺死了，他之所以殺死孩子，是為了懲罰妻子去找一個女性朋友聊天，好讓她後悔。妻子回家，發現每個孩子死了，終於報警。之後，她依舊去探監，每次探望丈夫時的那些描敘，彷彿囚犯也是她。她去探望的囚犯就是她自己。小說中這個囚犯談到一個多維世界，如果世界是多維的，那麼死去的孩子，也可能都還在另一個空間裡活著，有時候他們還會相互碰到。或許她透過這樣的想像在尋找某種解脫的辦法，雖然聽起來不正常，但對於這個世界，正常是什麼意思呢？她反問我們。

“我不是在談什麼‘原諒’，她在自己的腦海裡對桑茲太太說，我永遠不會這麼說，也永遠不會這麼做。

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樣嗎？過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麼瓜葛。對他們來說，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讓他們想起他們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2009年，她患癌時寫的《幸福過了頭》，這真是怵目的字眼，幸福過了頭。我以為沒有女性不喜歡這篇。小說以俄羅斯數學家索菲亞傳記為題。她有個假註冊的丈夫，共產黨員，總想改革社會，但她總覺得這個人優柔寡斷，沒什麼男人氣概，所以她不愛他。索菲亞喜歡另一個，她在瑞典斯德哥摩爾城裡遇見的法學與社會學者。她覺得冬天裡對方的擁抱，可以帶來像父親般的安全感。可是對方只喜歡她小鳥依人，她越擁有成就與自主意識，他就對她越冷淡，終於婚事吿吹了。

冬天索菲亞去德國探望老師，之後，在回去斯德哥爾摩城的途中，由於聽說火車途經的哥本哈根城發生了天花傳染疫病，所以她換路線，兜了大圈，穿過很冷的地區，來到天涯海角。途中她看見一個母親，拖兒帶女，很多孩子，疲倦麻木、心不在焉地做些動作來安撫孩子。她覺得婦女真可憐，根本不可能獲得解放。她在車廂裡遇見的某個男人，也讓她不禁有點遐想，到底是不是有第三種選擇呢，也許不用那麼英雄氣概，只要對方溫柔又會尊重女性。可是所有的這一切，都只是幻象，像索菲亞研究的餘弦光波，“波浪般一圈圈地在車窗玻璃上浮現”，永遠都是旅途中的幻覺。真正要面對的生命實相，是孤獨，事實上，一旦能從對男性的迷戀中解脫，就能豁然開朗。她這麼聰明，看世界、人際，一下子就看到和諧甜美總是表面短暫。然而世界沒有準備好接受像她這樣的人，想要經歷，想要為自己而活，她確實這麼做了。從60年代到90年代之間，她就是在那個貶抑與開放的時代夾層中，極力從拉扯女性身心的各種權力剝離，拼命反彈、反抗，最後卻掉進黑洞的人。

也許，她在現實中沉淪，但在寫作時，卻能浮上來。她的小說並沒有去為父權說話。如她所言，她從來就不是女性主義者。但奇怪她那些鮮明的細節與緩慢淘寫，卻能讓人看得清楚，女性面對的問題，女性必須脫離的幻覺，以及何以人在生命必須面對孤獨與清醒。至少，她的小說，總比許多看似不殺人不見血的浪漫偶像愛情故事，帶來的禍害少得多。我覺得大部分看到的浪漫愛情劇，帶來的腦殘與對男女兩性心靈約束的洗腦，更加可怕得多。

我覺得這件事，確實把女性文學讀者，或者至少是對女性議題的關心者，放在一個尖銳刀刃般難以有滿意答案的地方。

我還是會繼續閱讀她的小說，卻又不是隻是把她當成理解女性處境的工具。我也覺得，Andrea不用原諒她母親。她已經很長時間，一直崇拜著優秀的母親，但等到2004年，從媒體報導裡讀到艾莉絲‧孟若講的，不由得徹底失望。原諒是太難的事，情感有的就是有，沒有的就沒有。

Andrea已經在內心裡做了自己的工作。她不必原諒他們。

如同Lauren Berlant說的，性的力量強大，我們都被它“毀掉了”，“性是對一個人主權的束縛”。在親密關係裡，爭吵、傷害、權力爭奪，經常跟性有關。但在愛與破壞，毀掉防衛邊界之後，卻可能對原初與自我，我們曾經以為哪個東西就是自我，以後就有了不同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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