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出版有關回儒交流的書目,三十年來僅此一本,仍然還是當年Prof Osman Bakar所編的那一本書。馬來學界對於中華文化的瞭解,也只是孔孟那幾本格言書,而華人對伊斯蘭的認識也是很刻板和平面,雙方對彼此文化的瞭解還是模模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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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首相安華《亞洲文藝復興》(The Asian Renaissance)中譯版在新紀元大學學院推介。這本書其實寫於28年前(1996年),卻到今天才有中譯本的出版。中譯本的主編是邱鬱霖、祝家華和徐丙耀,並由一個六人小組的翻譯團隊進行中譯的工作。
惟我們不能說這本中譯的出版是為迎合安華擔任首相後的“應合”之作。因為中譯本主編祝家華萌生翻譯這本書之意念其實是早在2017年就已提出的。當時祝家華還是南方大學學院校長,但那時安華還在牢裡。祝家華當年有此倡議是很有勇氣的。只是這倡議的一年後他校長地位不保,之後的各種紛爭,翻譯事才一直被耽擱。安華從政路曲折,關進放出再關又放出,這本中譯的出版也因各種煩擾而延緩,卻在此時此刻“應合”了,但書的出版和安華任相卻是“純屬巧合”。
當天的中譯本推介禮上,講評人馬大饒兆斌說安華很重視文明對話。1996年出版《亞洲文藝復興》是安華聲勢如日中天之時,惟其理念之生成或許更早。饒兆斌指說,安華第一次訪華,是在1994年9月。當時他到訪中國之地包括山東泰山和孔府曲阜,以及南京中山陵和鄭和墓(衣冠冢)。姑不論這是安華的自覺還是背後有“高人”的安排行程,那一趟訪華他自稱為“文明之旅”。
隔年(1995)吉隆坡舉辦回儒文明論壇,當時受邀的學者,其中一個就是杜維明。會議的內容後來在1997年由Prof Osman Bakar和Cheng Gek Nai主編出版了一本《伊斯蘭與儒學:文明對話》(Islam and Confucianism: A Civilizational Dialogue)。可以說大馬是較早提出“回儒對話”的一個國家。可惜的是,饒兆斌指說或許是隨著後來安華的官途受挫,回儒對話在大馬沒有什麼進展,反倒是當時與會的海外學者得到了共鳴和迴響,闡揚了回儒交流。但在大馬,三十年來,回儒交流的議題和工作“進展不大”。查本地出版有關回儒交流的書目,三十年來僅此一本,仍然還是當年Prof Osman Bakar所編的那一本書。馬來學界對於中華文化的瞭解,也只是孔孟那幾本格言書,而華人對伊斯蘭的認識也是很刻板和平面,雙方對彼此文化的瞭解還是模模糊糊。
林吉祥在中譯本推介禮致詞時指說,安華當年撰寫的這本書是在回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首相安華的政治秘書曾敏凱在推介禮則指說,安華的這本書旨在尋找不同文明中的共通點,並往那共生關係努力。說白一些就是尋求“中庸”,不走極端。惟我更想補充說明的是,必須意識,安華的所謂“中庸”之道,其所力求從各文明中尋找“共通點”,是立基於伊斯蘭教義的。
安華的書不易閱讀,其中有不少“罕見”的術語和用詞,間中又有伊斯蘭內涵,不易翻譯,祝家華的翻譯團隊還是努力完成了。祝家華還在中譯本寫了一篇很不錯的〈導論〉。祝家華認為我們可以借當年出版的這一本《亞洲文藝復興》來省思安華Madani Malaysia 中的“回教思想”,究竟包含何種內容和執政方案。沒有意外,安華是以伊斯蘭概念來詮釋及標誌他領導的團結政府。祝家華在導論中指說Madani是安華認為一個社會、政府等組織應以宗教思想作為基礎 ,也是他參與政治實踐的議程及目標。事實上,安華在2022年11月大選前一個月推介《建設Madani國家》的改革方案中開宗明義就指出Madani的六大支柱:可持續性、和平、創新、尊重、信任、關懷與仁愛皆源自《古蘭經》中所記載的真主訓示之研究,也是先知穆罕默德個性及其偉大領袖性格的反映。
祝家華在中譯本導論中把Madani Malaysia翻譯成“仁明大馬”(而和我們一般慣用的“昌明大馬”有別)。祝家華認為僅僅用“昌盛文明”來描繪Madani是不足的,無法反映Madani的核心價值和元素。他主張以“仁愛敬和、永續新明”八字來含蓋Madani的六項核心價值,並取其首尾二字,簡稱“仁明大馬”。
昌明大馬、仁明大馬,何者更為精確?個人覺得,前者昌明大馬譯得太過俗氣,缺乏內涵,惟後者仁明大馬這創新詞,卻也過於抽象形而上,不易明白。新書推介禮成之茶敘時間,我剛好遇上誠信黨的穆斯林朋友,乃向他請教這事。他也有同感,並說若要清楚的翻譯Madani Malaysia,不如就直接用“慈愛大馬”或“仁慈大馬”,這樣更有親和力,大家也看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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