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洺衡/钱包（上）
我把钱包弄丢了。
如果没记错，是个黑色的长夹钱包。里面有我的信用卡、身分证、学生证、驾照、还有一笔现金。上次看到，还是3天前的事了——至少，我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的，但我其实并不确定。记忆糊在了一块，现实与幻想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是睡前和睡醒后不久的时刻，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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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包不见毕竟不算什么，我至今依旧觉得这件事，没必要告诉任何人。再说，让别人因此误认为我是个疏忽大意的女人，倒不是什么好事。就像我的好闺蜜可颖说的，有些事，还是自己一个人知道就好。
可颖是我在大学结交的第一个朋友——至少，我是这么说服自己的。她很高，几乎高我一个头，而且总像我姐姐一样照顾我。她为人乐观开朗，笑起来时，总能感染身边的人。但于我而言，那笑只是个面具，底下似乎隐藏着什么我看不见的，更为黑暗的东西。每次看着她笑，我总能隐约察觉到她脸部肌肉的颤抖，还有藏匿在圆框眼镜后，那双深灰色瞳孔里流露的不安。那是如胎记一般，消不去也藏不住的。然而，很多时候，我都把它们像垃圾那样，扫到一旁没人看见的角落。正如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难免有着难以向他人启齿的黑暗面一样，有些事物，还是不要说穿为好。
因此，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最不可能感到难过的人是谁，我的答案依旧是可颖。这也是我希望自己去相信的。她开朗的个性，总是像阳光一样照耀着我。每当内心的不安快把我淹没，她总会出现在我身旁，安慰我，帮助我。她常给我一种感觉，仿佛世上任何的困难、绝望都不曾找上她，这让我很是羡慕。
我很喜欢跟可颖聊天，不是因为我真的享受，而是因为我需要它，需要她的笑。尽管知道她的笑不一定是真的，尽管她的笑，在带给我欢乐时，也带给了我更多的不安，让我想起了自己试图逃避的一切，但我依旧需要它。对，我需要它，很需要它，就像有些人需要毒品一样。
刚上大学的第一年，有一段特别难熬的时期。当时，我生了场大病，躺在床上休养了两个礼拜。尽管痊愈了以后，我的身体依旧虚弱，但看着这两个礼拜堆积的分组作业和报告，我不得不拖着身躯坐到书桌前。每一天，我都得熬夜到凌晨四、五点。刚好那段时间又碰上了经期，压力导致出血量增加。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杀了自己，一了百了。
有一天，可颖忽然来到我的宿舍，带了一包自制的巧克力曲奇饼，还有一张泰勒丝·斯威夫特的唱片。我已经关在宿舍房间好一段时间，此时看见她，比什么都令我兴奋。那一整个下午，我们有说有笑，吃甜食，听泰勒丝动人的歌声，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仿佛忘了所有的事，什么报告，什么分组作业，通通都像不存在一样。我很感激她，尽管我至今还不知道，她那天究竟是为了什么来我宿舍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一直需要她这个朋友的原因。她就是我的毒品，让我短暂忘却活着的痛苦。
说回我的钱包，这个星期三，我在大学讲堂上课。教授平淡的语调，让我几乎要睡了过去。直至临近放学，可颖的一则讯息，才使我一下抖擞了精神。“我买了一些烤鸭，今晚要不要到我宿舍来吃晚饭？”她的邀约，我从来没拒绝过，毕竟她可是我的好闺蜜。
走在路上，我思索着待会儿见面要对可颖说的话，内心雀跃不已。当有个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按着口袋（自从去年在曼谷旅行，钱包被人趴走，我就养成了这样的反射动作），却发现我的口袋只有一把我宿舍的钥匙。于是我把几个口袋逐一找了个遍，又把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却依旧没找到我的钱包。
“怡琳，你还记得你今天到过哪里吗？”抵达可颖的宿舍时，她问我道。
我稍微平复了心情。“今天？”我看着她的笑，想了想，“早上我到便利店工作，之后回宿舍吃了个午餐，就赶去讲堂上课了。”
“你记得你回到宿舍时，钱包还在口袋吗？”
“我没去注意，不过应该有吧。”
“你有拿出来吗？”
“没有。”我虽然这么说，内心却不太肯定。
“那钱包一定是在你去讲堂的路上掉的。”
“为什么？”
她没说话，目光坚定。我选择相信她。
当时，我们还没吃晚餐，烤鸭都放在桌上，冒着热气，但可颖坚持陪我到校园里找找，说一定有的，钱包一定就在路上。然而，我们几乎找遍了路上所有可能的地方，还是一无所获。我见天色晚了，便对可颖说：“也许它不见了也好。”
可颖卻像没听见我说的话，自顾自地道：“不要担心啦，怡琳。如果有人捡到，看到了钱包里面的学生证，过不久就会拿来还给你的。”
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果然，3天过去了，它依旧不见踪影。看来我的钱包，是永远也找不到了的。
昨天下午，在宿舍写分组报告时，妈妈打了通电话来。我没有多想就挂掉了——这是我多年来练就的反射动作。过了几分钟，我才想起这件事，赶紧给妈妈回电。电话接通了，妈妈照例劈里啪啦地说着话，她那有些嘶哑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就像收音机在电台之间切换时发出的乱码声。我花了好一些时间，才理解她说的话：原来她想在这几天来参观我的大学。
离婚后，妈妈的情绪就变得极为不稳定。每次我只是犯了一点小错，她就会气得仿佛我刚杀了人似的。记得8岁那年，我不小心把水壶弄丢了——也许吧——她知道后，厉声骂了我一顿，还用藤条抽了我。奇怪的是，我在她的愤怒中，感觉到了一丝扭曲的满足感。我说不清那种感觉产生的缘由，但我知道它存在，至今犹是。
我15年没见到爸爸了，但他的样貌、声音，却偶尔会在夜深人静时，像坏了的唱片在我脑海反复回放。跟妈妈离婚后，他带着姐姐搬到了马六甲，把我和妈妈留在亚罗士打，那年，我才5岁。我一直想给姐姐打电话，但每次讓妈妈发现后，她总会气得满脸通红，像是我背叛了她似的，并威胁我说，再给姐姐或爸爸打电话，就要打断我的腿，把我赶出家门。
这些年来，她总是告诉我，爸爸是坏人，是魔鬼的化身。“你要记得，他为了一个女人，一个丑到不行的女人，抛弃了我，也抛弃了你。他是世界上最没用的男人。”但谁知道事情是不是真如妈妈所言呢？真相往往就像一个水质混浊的湖，必须小心翼翼地沿着湖岸走，时时保持清醒，才能免于掉入谎言的深渊。
得知她要来我的大学，我的第一反应，是世界末日般的恐慌。她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她这个女儿呢？难不成是感知到了我把钱包弄丢的事？抑或说，是有什么人告诉她了？这些想法使我不寒而栗。我应该向她坦白我把钱包弄丢的事吗？还是继续瞒着她就好？
“你不可以告诉你妈妈。”可颖说，脸色坚决。“不可以。”
“为什么？”
“相信我，怡琳。”她说。“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把钱包弄丢了，不止会大骂你一顿，还会断了你的经济来源。到时候，你只好辍学，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怡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失去你啊。”
可颖的声音颤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不安，不禁难过了起来，说道：“我也不想失去你，可颖。可是我该怎么办？”
“别担心，怡琳。我自有办法帮你。”她说着露出了微笑。（8月23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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