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洺衡/錢包（上）
我把錢包弄丟了。
如果沒記錯，是個黑色的長夾錢包。裡面有我的信用卡、身分證、學生證、駕照、還有一筆現金。上次看到，還是3天前的事了——至少，我是這麼告訴我自己的，但我其實並不確定。記憶糊在了一塊，現實與幻想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尤其是睡前和睡醒後不久的時刻，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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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包不見畢竟不算什麼，我至今依舊覺得這件事，沒必要告訴任何人。再說，讓別人因此誤認為我是個疏忽大意的女人，倒不是什麼好事。就像我的好閨蜜可穎說的，有些事，還是自己一個人知道就好。
可穎是我在大學結交的第一個朋友——至少，我是這麼說服自己的。她很高，幾乎高我一個頭，而且總像我姐姐一樣照顧我。她為人樂觀開朗，笑起來時，總能感染身邊的人。但於我而言，那笑只是個面具，底下似乎隱藏著什麼我看不見的，更為黑暗的東西。每次看著她笑，我總能隱約察覺到她臉部肌肉的顫抖，還有藏匿在圓框眼鏡後，那雙深灰色瞳孔裡流露的不安。那是如胎記一般，消不去也藏不住的。然而，很多時候，我都把它們像垃圾那樣，掃到一旁沒人看見的角落。正如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難免有著難以向他人啟齒的黑暗面一樣，有些事物，還是不要說穿為好。
因此，如果有人問我，世界上最不可能感到難過的人是誰，我的答案依舊是可穎。這也是我希望自己去相信的。她開朗的個性，總是像陽光一樣照耀著我。每當內心的不安快把我淹沒，她總會出現在我身旁，安慰我，幫助我。她常給我一種感覺，彷彿世上任何的困難、絕望都不曾找上她，這讓我很是羨慕。
我很喜歡跟可穎聊天，不是因為我真的享受，而是因為我需要它，需要她的笑。儘管知道她的笑不一定是真的，儘管她的笑，在帶給我歡樂時，也帶給了我更多的不安，讓我想起了自己試圖逃避的一切，但我依舊需要它。對，我需要它，很需要它，就像有些人需要毒品一樣。
剛上大學的第一年，有一段特別難熬的時期。當時，我生了場大病，躺在床上休養了兩個禮拜。儘管痊癒了以後，我的身體依舊虛弱，但看著這兩個禮拜堆積的分組作業和報告，我不得不拖著身軀坐到書桌前。每一天，我都得熬夜到凌晨四、五點。剛好那段時間又碰上了經期，壓力導致出血量增加。我無時無刻不想著殺了自己，一了百了。
有一天，可穎忽然來到我的宿舍，帶了一包自制的巧克力曲奇餅，還有一張泰勒絲·斯威夫特的唱片。我已經關在宿舍房間好一段時間，此時看見她，比什麼都令我興奮。那一整個下午，我們有說有笑，吃甜食，聽泰勒絲動人的歌聲，有那麼一瞬間，我感覺自己彷彿忘了所有的事，什麼報告，什麼分組作業，通通都像不存在一樣。我很感激她，儘管我至今還不知道，她那天究竟是為了什麼來我宿舍的。我想，這也許是我一直需要她這個朋友的原因。她就是我的毒品，讓我短暫忘卻活著的痛苦。
說回我的錢包，這個星期三，我在大學講堂上課。教授平淡的語調，讓我幾乎要睡了過去。直至臨近放學，可穎的一則訊息，才使我一下抖擻了精神。“我買了一些烤鴨，今晚要不要到我宿舍來吃晚飯？”她的邀約，我從來沒拒絕過，畢竟她可是我的好閨蜜。
走在路上，我思索著待會兒見面要對可穎說的話，內心雀躍不已。當有個人從我身邊走過，我按著口袋（自從去年在曼谷旅行，錢包被人趴走，我就養成了這樣的反射動作），卻發現我的口袋只有一把我宿舍的鑰匙。於是我把幾個口袋逐一找了個遍，又把書包裡的東西全倒出來，卻依舊沒找到我的錢包。
“怡琳，你還記得你今天到過哪裡嗎？”抵達可穎的宿舍時，她問我道。
我稍微平復了心情。“今天？”我看著她的笑，想了想，“早上我到便利店工作，之後回宿舍吃了個午餐，就趕去講堂上課了。”
“你記得你回到宿舍時，錢包還在口袋嗎？”
“我沒去注意，不過應該有吧。”
“你有拿出來嗎？”
“沒有。”我雖然這麼說，內心卻不太肯定。
“那錢包一定是在你去講堂的路上掉的。”
“為什麼？”
她沒說話，目光堅定。我選擇相信她。
當時，我們還沒吃晚餐，烤鴨都放在桌上，冒著熱氣，但可穎堅持陪我到校園裡找找，說一定有的，錢包一定就在路上。然而，我們幾乎找遍了路上所有可能的地方，還是一無所獲。我見天色晚了，便對可穎說：“也許它不見了也好。”
可穎卻像沒聽見我說的話，自顧自地道：“不要擔心啦，怡琳。如果有人撿到，看到了錢包裡面的學生證，過不久就會拿來還給你的。”
我在心裡冷笑了一聲。果然，3天過去了，它依舊不見蹤影。看來我的錢包，是永遠也找不到了的。
昨天下午，在宿舍寫分組報告時，媽媽打了通電話來。我沒有多想就掛掉了——這是我多年來練就的反射動作。過了幾分鐘，我才想起這件事，趕緊給媽媽回電。電話接通了，媽媽照例劈里啪啦地說著話，她那有些嘶啞的聲音，在電話那頭，就像收音機在電臺之間切換時發出的亂碼聲。我花了好一些時間，才理解她說的話：原來她想在這幾天來參觀我的大學。
離婚後，媽媽的情緒就變得極為不穩定。每次我只是犯了一點小錯，她就會氣得彷彿我剛殺了人似的。記得8歲那年，我不小心把水壺弄丟了——也許吧——她知道後，厲聲罵了我一頓，還用藤條抽了我。奇怪的是，我在她的憤怒中，感覺到了一絲扭曲的滿足感。我說不清那種感覺產生的緣由，但我知道它存在，至今猶是。
我15年沒見到爸爸了，但他的樣貌、聲音，卻偶爾會在夜深人靜時，像壞了的唱片在我腦海反覆回放。跟媽媽離婚後，他帶著姐姐搬到了馬六甲，把我和媽媽留在亞羅士打，那年，我才5歲。我一直想給姐姐打電話，但每次讓媽媽發現後，她總會氣得滿臉通紅，像是我背叛了她似的，並威脅我說，再給姐姐或爸爸打電話，就要打斷我的腿，把我趕出家門。
這些年來，她總是告訴我，爸爸是壞人，是魔鬼的化身。“你要記得，他為了一個女人，一個醜到不行的女人，拋棄了我，也拋棄了你。他是世界上最沒用的男人。”但誰知道事情是不是真如媽媽所言呢？真相往往就像一個水質混濁的湖，必須小心翼翼地沿著湖岸走，時時保持清醒，才能免於掉入謊言的深淵。
得知她要來我的大學，我的第一反應，是世界末日般的恐慌。她為什麼會突然想起她這個女兒呢？難不成是感知到了我把錢包弄丟的事？抑或說，是有什麼人告訴她了？這些想法使我不寒而慄。我應該向她坦白我把錢包弄丟的事嗎？還是繼續瞞著她就好？
“你不可以告訴你媽媽。”可穎說，臉色堅決。“不可以。”
“為什麼？”
“相信我，怡琳。”她說。“如果你媽媽知道你把錢包弄丟了，不止會大罵你一頓，還會斷了你的經濟來源。到時候，你只好輟學，我就再也見不到你了。怡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失去你啊。”
可穎的聲音顫抖。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如此不安，不禁難過了起來，說道：“我也不想失去你，可穎。可是我該怎麼辦？”
“別擔心，怡琳。我自有辦法幫你。”她說著露出了微笑。（8月23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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