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雪梅.为什么首相不是老慕？
我们无法判断若老慕任相，会不会比安华强，比安华好，这是没有意义的虚构假设题。但我们可以关心一下，老慕今年76岁了，这位快80岁的老人难道要带着“首相本来应该是我”的执念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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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慕对失之交臂的第二次任相，显然还耿耿于怀。可以想像，当几乎已经能感受到，那一口咬下的滋润在舌尖荡漾时，肥肉却说没就没了，难免怨怼。然而时至今日，与其还在说“首相应该是我”，何不想一想“为什么最终首相不是我？”
按老慕的思路，我们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二度拜相不成，是因为某某某的陷害、背叛和出卖。回眸望去，也似乎有这感觉。但会被陷害、背叛和出卖，也得是“被害人”有让某某某有陷害、背叛和出卖的空间。尤其用利益铺设的忠诚与信赖，从来都不牢靠。再则，若很不幸，你不是唯一的选择，意思是你不是最理想的人选时，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当时的政局合作有多种考虑，马来西亚能不能继走向昌明和多元是其一。老慕出局，何止是因为陷害、背叛和出卖。很常，该翻页的却不翻，意图拉着所有人沉浸在你所谓的不公与愤恨中，是在自曝其短。
老慕在非常情况下任相，体验了他人生中最高阶的政治权力与地位，之后又非常快速地结束了他的任期，仅17个月半，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短命首相”。从2020年2月喜来登政变希盟政府倒台，到老慕一个月后登上大位，这任相之路充满了戏剧性，却也短暂得让人不可思议。尽管2021年8月受委为第九任首相的依斯迈沙比利是仅任相14个月的更“短命首相”，但这一波的“短命”冲击却没老慕的第一波来得震撼。
这个讯息的爆炸的时代，时间过得很快，特快。太多人事物从我们的眼前晃过，脑袋闪过，来不及记忆就已被扫除在我们视线和感知之外。如今想来，老慕任相期间，并没有留下什么让人深刻的印象。一来可能是和当时的政治局势及疫情有关，二来恐怕是和他长期的人设和政治习性有关。不得不残忍地说，17个月半的任相期，没有给他加分。
在他短暂的任期内，抗疫和危机处理是最大的挑战。那段被焦虑、恐慌与无助捆绑的日子，人们的生活失常，政府机构职能失序，当然首相的职权重心也失衡。被绑手绑脚的老慕还没能正常发挥，展示出的真面貌和能力就“被辞职”了。虽然在行动管制令期间，老慕的ke sini ke sana非常红火，但不过是疫情中解闷的一股潮流。虽然当时一时兴起唤他一声阿爸（Abah），可是这种“阿爸情感”不持久，随着失去了最高权力和地位也很快消失。这种政治秀似的亲切称谓，实际上与民众的情感连接是脆弱、飘渺的。
我们无法判断若老慕任相，会不会比安华强，比安华好，这是没有意义的虚构假设题。但我们可以关心一下，老慕今年76岁了，这位快80岁的老人难道要带着“首相本来应该是我”的执念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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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行动党和公正党领导层的交接要么将巩固新政治时代的基础，要么将标志着马来西亚精英权力斗争的又一章。如果两党都能将内部更迭转化为大胆的治理，他们可能会改变这个国家的民主轨迹。
行动党中委会改选不仅仅是例行党务，更是大马政坛风云变幻的标志。林氏王朝曾经是该党的重心，其影响力的衰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哥宾星升任全国主席，陆兆福继续担任秘书长，从表面上看，该党正在更新换代。但在这层表象之下，更紧迫的问题迫在眉睫：这是真正的范式转变，还是只是下届选举周期到来之前进行的战略整顿？
领导层更替往往以改革为幌子，却不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动态。长期以来，行动党一直倡导民主价值观和善治，至少在叙事上如此。但是，叙事本身并非改革。对于一个非常倚重其道德制高点的政党来说，内部更迭必须超越个人主义，并带来政策方向和政治精神的真正转变。
林氏王朝的衰弱可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重要的是新领导层是否打破了几十年来定义的行动党集权文化。该党是真的翻开了新的一页，还是仅仅在棋盘上重新排列相同的棋子以保持与选举的与时俱进？
在一个政党经常成为个人领地的国家，行动党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外观上的不同，更是运作方式上的不同。治理和体制改革必须从内部开始。这包括加强内部问责机制，为异议创造空间，以及扩大领导层的基础，使其超越少数几个信任圈子。
老实说，任何重大的领导层调整都离不开激烈的幕后谈判。哥宾星的升任不仅仅是为了多元化或内部团结——更是为了在日益分化的政治舞台上稳定该党和管理期望值的战略考量。
然而，这里有一条钢丝。新领导层必须发出足够的改革信号，以安抚不安的党员和选民，同时保持足够的连续性以避免内部分裂。这是一种平衡行为，如果处理不当，行动党可能会被指控虚伪——对外推动改革，对内抵制。
行动党试图在一个多元种族联合政府中重新定位自己，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尤为重大。随着大马政治局势在种族上变得更加两极分化，行动党必须在保留其核心支持者和在不削弱其核心原则的情况下跨越种族界限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同时完成领导层的过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行动党的传统城市中产阶级基础可能仍然忠诚，但这种忠诚正在消退。该党对阶级问题保持沉默，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尤其是在槟城——疏远了部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信奉社会民主理想的政党，其在经济正义和再分配方面的记录仍然令人失望。
行动党的内部调整并非发生在真空中。其涟漪效应已经波及即将在5月举行党选的公正党。但与行动党不同的是，公正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派别斗争、个人冲突和信任缺失的困扰。
全国共有1万7500多人提名竞选党职，即将到来的党选与其说是关于意识形态愿景，不如说是关于生存和巩固。努鲁依莎尤其受到瞩目。她能否保住副主席一职来巩固她的政治地位，抑或暴露出后烈火莫熄时期仍在致力寻找凝聚力的党内分歧。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让全国为之振奋的烈火莫熄运动已经失去了许多道德勇气。公正党深陷现实政治，逐渐侵蚀了其改革派身分。即将到来的党选不仅是关乎选出领导者，还关乎重新找回失去的理想——否则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进一步滑向无关紧要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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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党内部的不稳定不仅对该党，而且对整个团结政府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一个分裂的公正党削弱了联盟的执政能力，更别说激发信心了。现在，行动党的平稳过渡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比，这也加大了公正党的压力，要求它证明自己能够在不内讧的情况下驾驭内部民主。
出于政治权宜之计而诞生的团结政府仍然是一个脆弱的构架。党内过渡——一旦管理不善——就会成为导致政府解体的根源。就目前而言，行动党领导层的变动提供了一个更迭的简单叙事。但除非它能转化为真正清晰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创新，否则它无助于增强公众信任。
公正党的命运更加岌岌可危。一场混乱的领导权争夺战可能会让已经获得大多数马来人支持的国盟更加胆大妄为。任何不和谐的迹象都会被反对党用来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和领导能力。
众所周知，国盟的定位是利用执政联盟内部的任何不稳定因素。它所发出的信息——往往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有效地抓住了部分失望的选民。团结政府不能表现出软弱，不仅是在领导力方面，也必须在愿景和执行力方面。
政治现实令人警醒：没有战略的团结是不可持续的。联盟的凝聚力必须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它必须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意愿。否则，马来西亚就有可能重新陷入第15届大选后的瘫痪状态，而这正是当初成立团结政府的必要条件。
归根结底，政治更迭并不关乎谁担任哪个职位，而是关乎这些领导人提出或未能提出的想法和愿景。选民不再受政党口号或历史忠诚的影响。他们希望政策能够解决经济不平等、生活成本上升、教育和国家凝聚力等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以人为本的议程，领导层更迭就只能沦为戏剧——舞台表演，不会触及结构性腐败。
大马人正在关注。选民的冷漠、投票率下降以及日益增长的政治愤世嫉俗情绪并不仅仅是背景噪音，它们是一个响亮的信号，表明公众已经厌倦了在忍受一成不变的政治的同时，还要为表面的改革欢呼。
如果领导人真的要转变政治文化，他们就必须超越管理党派。他们必须承担起更艰巨的任务，通过大胆且包容的治理来重建公众的信任。这意味着要致力解决长期以来被掩盖的问题——结构性不平等、种族政策、青年权利被剥夺以及体制停滞。
这也意味着愿意为追求长期利益而失去政治资本。短期的民粹主义和政策模糊性可能会确保暂时的稳定，但却无法建立持久的民主基础。
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行动党和公正党领导层的交接要么将巩固新政治时代的基础，要么将标志着马来西亚精英权力斗争的又一章。如果两党都能将内部更迭转化为大胆的治理，他们可能会改变这个国家的民主轨迹。
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将内部政治伎俩置于公共服务之上，就有可能加深政府合法性的危机，而这是任何联合政府都无法掩盖的。不触及实际的改革不是改革——而是表演。真正的考验不是谁来领导，而是他们是否敢于以不同的方式领导。
对行动党而言，它所面临的挑战是证明其后林氏王朝时代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有能力发展成为一支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的民主力量。对公正党而言，其挑战则是生存问题——它能否与改革主义的基因重新接轨，还是会屈服于权力和政治庇护的惯性？
大马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口号、党派阴谋和熟悉的面孔。他们值得拥有一种重视理念而非形象、重视实质而非象征的政治文化。这一未来是否可能实现，不仅取决于选举，还取决于各政党在掌声褪去、艰苦的执政工作开始之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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