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日,我国最低薪金正式调涨至1500令吉,最近再次上调的传闻甚嚣尘上。调幅尚未得知,但调涨的频次却相当多,10年已经4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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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2013年1月1日,我国最低薪金制正式开跑。在最低薪金法令下,西马每月最低薪金900令吉、东马则为每月800令吉。3年后,根据2016年修订并于7月1日生效的最低薪金法令,西马雇员调整至每月1000令吉,东马则为920令吉。接着不到3年,亦即2019年1月1日起生效的全国最低薪金统一调整至1100令吉。才又隔了一年,2020年2月1日起,全国56个城市的最低薪金提高至每月1200令吉。再来就是上一次2022年5月的1500令吉。
最低薪金制自2013年落实以来,10年间历经4次调整,相比美、中、台湾,调整次数频繁;10年间66.7%调幅也不算低,至少赶得上每年2.5%至4%的通货膨胀。
大马目前的最低薪金算低吗?中国依省市不同,换算成令吉(以下皆同),上海1670令吉、吉林省1170令吉,除了考量地区也考虑工作环境(这一点十分合理),如果比照国民年均所得(GDP),中国与大马的比例相去不远;台湾的最低薪金4070令吉,约为人均年所得14.7万令吉的33%,与大马最低薪金占人均年所得一致,同样是33%;美国的各州情况不同,取中位数之时薪约15美元,如换算成年薪,约为人均年所得的44%。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大马的最低薪金领先开发中经济体,但远不如已开发国家,所以经常检讨成了必要。
调整最低薪金的最大受惠者是低收入户的B40劳工家庭。根据大马统计局2022年的数据,大马B40的家庭月收入介于2012令吉至4764令吉(B1至B4)之间,夫妻两人如果皆领取1500令吉最低薪金,那么家庭月收入落在B2,如果最低薪金调至1800令吉,家庭月收入可以升至B3;虽然家庭收入落在B3级距内,但依旧是穷困家庭。因为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在正式领域工作的雇员645万人,有46.8%的收入低于2500令吉,亦即低于我国贫穷线收入值(PGK)的2589令吉。
从数据上看,即使上调最低薪金至1800令吉,也跨越不了统计局的贫穷线收入值,当然也很难改善贫穷家庭的收入与生活品质。但对雇用最多低薪员工的中小企业,可能会因为人工成本增加而面对经营压力。中小企业商会主席吴恩明就表示,如果此时调涨最低薪金,这项政策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吴恩明表示,工资占大多数中小企业成本的最大部分,尤其是服务业可高达70%,调涨最低薪金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倒闭。吴恩明所说的“70%”应该是指服务业中营业成本的“直接成本”,不过,调薪加重企业负担是无庸置疑的。
换个角度看,劳力密集的中小企业如果会因为政府调涨最低薪金而倒闭,这说明了倒闭的中小企业所处的产业领域“产品附加价值”太低,“只能赚加工的辛苦钱”,也就是说企业的“微利”是来自于劳工的付出,企业本身已经身陷红海中的泥塘!
此时,这类的中小企业只有3条路走。
其一,升级转型,在现有的产业领域或产品中重新挑选具竞争力者。比方说利用BCG矩阵(一项分析工具)进行产品组合分析,利用两个简单的变量:市场占有率与市场成长率,将企业的不同产品或业务分为4个象限:明星商品、金牛商品、问题商品和老狗商品,以协助企业重新拟定商品定位、发展方向与执行转型策略。《蓝海策略》一书不也就在传达市场无疆界、创造新需求……的道理?
其二,提升效率与节流,无论是执行绩效奖金制度或推动自动化作业。如果最低薪金制会伤及企业的根本,那么就应该让“每1元人工成本的贡献最大化”,不得已就裁员并节约开支,将每分钱用在刀口上。
其三,退场,如果企业不转型,就必须“退场”。诸葛亮:《将苑·不陈》云:“善理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也就是说,善败,懂得在适当时机选择退场,只要不亡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调整最低薪金是大势所趋,企业应该早做准备,尤其外在环境激烈变迁,企业应该自我敦促,强化经营体质以提升竞争力。我们的压力不只是最低薪金调整,今后还得随时面对来自中国、东盟商品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与品质竞争。国内中小企业如果不想走向穷途末路,那么就必须自立自强,从改善自身体质、提升效率、节约成本,亦即从加强竞争力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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