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库中，搜得两则与严元章先生相关的重要资料。《星洲日报》于1962年9月7日刊登了题为“联合邦宪报公布  禁止严元章入境”一文，另于1964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卸任原因”的报道。严元章继张天泽之后，担任南洋大学文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任期约4年。同时，他还兼任教育系教授及系主任，直至1965年离开新加坡，转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1962年，有关报道指出，当时的首相兼外交部长依据1959年移民法令授予之权力，通过宪报宣布：“为了公众安全着想，永远禁止严元章博士（Dr. Yen Yuen Chan）进入联合邦。”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当时的华人社会，尤其是教育界。早在1961年，华文中学改制之际，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复被吊销教学准证，身为教总顾问的严元章仗义执言，因而引起当局不满。翌年，时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他被政府即刻禁止入境。五十余年后，沈慕羽先生提及严元章的经历，无不感叹：“教总从此失去一盏明灯。”（〈严元章博士与教总及华教的关系〉）

严元章虽然身在南洋大学校园，但自从英国深造归来，他即在槟城韩江中学、麻坡中化中学和峇株华仁中学服务，心中始终牵挂着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发展。如今，他再也无法回到家园，心中的失望和无奈恐怕难以释怀。此后，他决意留在南洋大学专注办学，并复办了南洋大学教育系，致力于培养本土教育人才，延续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初衷。

多事之秋，终究是事与愿违。严元章的理念与《王赓武报告书》显然存在巨大冲突。他不仅反对报告书中停办教育系的建议，还对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改为“汉学系”提出异议，认为“理由亦不适当”（严元章手稿〈对于南洋大学调整学系之意见〉）。1964年，《星洲日报》报道了严元章卸任院长一职的消息，南洋大学副校长庄竹林解释，严元章“此次推辞院长职务，主要是有更多时间做研究”。尽管如此，严元章依然继续担任教育系主任，为南洋大学贡献力量。然而，明眼人皆看得出，严元章因《王赓武报告书》在南洋大学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后来，严元章赴香港执教，曾任南洋学会会长的魏维贤教授回忆说：“严博士走的那天，我还到船上去送他。”

我从教总出版的《严元章纪念文集》读到不少学人回顾严元章在南洋大学时期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当时遭遇的沉痛感概。他在南洋大学的学生如黎达材、郑赤琰、邓日才和林源德，以及教总的同道如黄润岳和沈慕羽，每每谈起老师在这一时期教学的点点滴滴，总是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严元章回忆往昔的经历时写到：“哪怕是破落的乡村学校，我也乐意去。动机完全不是求名求利，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当年在南洋留下来，参加华校工作，动机相同。”

严元章一生未娶。沈慕羽说他以“教育为妻，学生为子”，实在贴切。在教学岗位上，严元章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老师为客”的理念，认为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先“成正人”，再“成专才”，最后达到“成通人”与“成全人”的理想境界。90年代，他将自己一套教育体系整理出版为《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其教育理念如今已成为许多华文学校办学的基本准则。

1993年，已定居香港的严元章意外获得时任首相马哈迪的恩准，得以重返家园。根据华仁中学的大事纪载，当年7月21日，严元章重返校园，与华中五校的校长叙旧，并与时任校长黄详胜及已故的罗纯良校长、白纯瑜校长和黄宋奎校长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此时，年届85的严元章重返自己曾经掌校的地方，听着自己亲笔写下的校歌“成人又成才  有为且有容”，心中必定充满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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