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猷荃 | 政府要执照监管社媒，你站对边了吗？
当今时代，侵害人民利益之恶行，不再由一国政府垄断，跨国网络大佬这头巨兽，也应该是人们需要防备之对象。
通讯部日前宣布，将为社交媒体和私信平台落实执照监管措施，这项宣布马上引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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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主要有两方面：
1，执照监管，钳制言论自由。
马来西亚历经威权时代，对言论平台监管，难免引发政府要加大力度打压言论的疑虑。
以年度执照来监管言论平台，犹如曾经用来控制出版媒体的《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
该法令也确实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派上用场。马哈迪政府援引法令，关闭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多家报馆，那是我国媒体自由史上的至暗时刻。
往后数十年，援引此法令大规模、高调对付媒体的事例，不多发生。然而，茅草行动的阴影依旧笼罩，媒体人人自危，自我设限，影响深远。
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们，自然对政府任何尝试控制媒体的作为，强烈拒斥。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还因为通讯部的宣布，直呼本届政府乃“史上最独裁政府”。
2，以营运执照管制网络平台，难有效执行。
网络世界基于其技术特质，呈现高度自由。这是传统印刷（甚至电子）媒体，所不能比拟的。
一些平台，甚至根本没有编辑的角色，使用者有巨大空间可以尽情发挥，有些还允许匿名发言。这令网络言论纷乱混杂，甚至有更多危险与虚假言论，或隐或显，产生影响。
通讯部打算以执照监管的对象，是社媒与私讯平台供应商，他们多为跨国巨型企业，妥妥的“网络大佬”。
若执照监管要有成效，不遵守执照条件面临的制裁必须能够行之有效。面对网络大佬，一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制裁的能力？
具体而言，倘若供应商触犯执照条件，或者根本拒绝申请或更新执照，政府真的能够关闭其平台吗？
关闭网络平台，难度不在技术。一些威权国家就是永久性的封锁某些网络平台在其国境范围的运用。虽然，人民还是可以通过“翻墙”技术使用这些平台，但国家正式封锁，还是足以打击平台影响力。
所以，人们的质疑，主要不是政府能不能，而是敢不敢对这些网络平台下手。无论网络媒体还是私信平台，如今都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倘若禁止平台的使用，在观感上，做法就与威权国家并无二致。但是，人民的反弹倒不是“捍卫民主自由”（虽然可能会以此理由，堂而皇之），而是对生活各层面的影响。
对许多人，没有社媒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对社媒的依赖甚至到了“成瘾”的地步。
因此，政府要以执照管制网络服务商，人民可能支持。但，若要对付它们，人民的反弹将可能极为强烈。
倘若监管机制没有制裁手段为后盾，自然就是无牙老虎。质疑执照监管的人们疑问是：既然没有执法的可能，立定监管框架，难道是求个寂寞？
以上两个批判通讯部执照监管的角度，各自独立看待，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如果结合来看，就有微妙之处。
第一个批判角度，担心的是政府掌握言论自由的生杀大权，权力过大。但，第二个角度，说白了就是看扁政府，在人民过分仰赖社媒的背景下，权力过小。
第一角度的批判，某程度可以被第二角度的观察中和。倘若跨国网络平台巨无霸，软实力巨大，政府任意控制，令其自我设限，或是主动讨好政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此监管制造寒蝉效应的说法，恐乃言过其实。
政府侵害言论自由的事例，在各国历史上都罄竹难书。对于政府任何触及言论自由的举措，人民都应给予最严厉的审视。
但在当今时代，侵害人民利益之恶行，不再由一国政府垄断，跨国网络大佬这头巨兽，也应该是人们需要防备之对象。
当下的疑问是，既然监管困难，通讯部又为何费力于徒然？
网络引发的社会问题影响深远，日趋严重。不管是诈骗、儿童色情、霸凌、诽谤、煽动、恐吓、敲诈等，都对受害人影响极大，更有出人命的案例。深伪、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后，网络犯罪更是如虎添翼。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通讯部对此局势有所应对，乃职责所在。各国政府也积极探路，寻找管制之道。
今年7月，英国出现的大规模暴动，就是网络谣言动摇社会安宁，威胁少数族群的经典案例。
暴动过后，YouGov 民调显示，将近七成受访者认为社媒平台应该对平台散布的谣言，负起刑事责任；同样比例的受访者，也认为政府监管社媒不力，以及社媒本身在控制恶性谣言方面做得不够。
然而，面对跨国网络平台，各国似乎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在此背景下，我国通讯部的做法，应被视为一种尝试，与其他各国一样，都是“摸石过河”，过程极可能面对挫败，被迫从错误中学习。
虽然通过执照管理是在多媒体法令的框架下进行，但通讯部可能希望建立一个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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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常态化的管理机制来监管社交媒体平台。
在此机制下，通讯部可以更系统地监督和敦促社交媒体平台，确保其有效且及时地处理危害社会的资讯。
既然通讯部可能无法严厉执法，社媒业者完全可以大方加入执照管理框架。如果对犯罪或恶意使用平台进行管控原本是业者的议程，这实际上只是顺水推舟，举手之劳。
倘若多媒体部长法米所言属实，至少数家网络大佬曾同意如此。但昨天传出一个代表各网络平台的组织，亚洲网络联盟（AIC），高调致函首相，要求暂缓执行社媒监管架构。
参考AIC网页，其对各国监管的行动几乎都是全面反对。这也很明显，是一个网络平台公司的掮客组织。
AIC在信中表达，监管机制会增加业者 “无谓 “的负担。这说明，业者无意为此无助营收的项目投入资源。
AIC强调，平台业者对于侵害儿童、网络赌博、仇恨言论等议题，与政府一样 “关心” ，并将 “倾力配合保护用户，同时保障革新的行动” 。
这种空洞的承诺，实难取信于民。掌握庞大资源的网络大佬，若真有意愿自我监管，今天的局面也不会如此。
AIC也 “特别担心” (particularly concern) ，政府的监管计划将影响马来西亚数码经济的发展，动摇该领域投资者信心。这当然是对渴求以经济增长、拉抬民意的政府一记重大的警告。
为了再次发掘团结政府“沉沦”的证据，或许有人会引用AIC的公告，借以指责政府在言论自由方面，背弃以往承诺，倒行逆施。
如果真如此，这只能说是这些人的表错情会错意。AIC信函没有提及言论自由，而是更空泛的提出，监管机制将影响行业的“创新、灵活与开放”。
然而，政府还是应该更多回应关于言论自由的合理质疑。既然管制社媒，为的是针对网络犯罪等等，不会钳制言论自由，政府何不在多媒体法令，或至少在社媒的执照条件明确确立、保障言论自由的原则？
当前政府或许不会滥用社媒监管。但来届若换国盟当政，言论自由的保障又不明确，后果可想而知。
放眼当下，倘若政府能够明确除掉监管机制钳制言论自由的疑虑，推动机制落实，就不会面临双线作战的窘境；既要回应国内言论自由的疑虑，或许还面对网络大佬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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