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力放在年轻人,不仅对国家血库来源是个未来保障,捐血风气,还可以帮助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并促进我国迈向成熟、负责任的公民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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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于今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捐血总次数在过去十多年内呈上升趋势,但捐血“新人”数目却大幅度下降。
2008年捐血总数为约34万8千包,这数字连年节节攀升,2023年达到57万5千;与此同时,“新人捐血者”在2008年是18万5千人,2023年却下降至约11万8千人,这当中47%是17至24岁的年轻人。也就是说,目前每年只有2.2%的国人捐血,相比发达国家3.5%至5%的捐血率,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待加油。
同时,人口老龄化、癌症病发率剧增、人们健康意识提高、医院数目增加,意味着我国医院血库未来因医疗程序所需的血液,将大大提高。
卫生部长祖基菲里阿末今年3月对媒体表示,马来西亚每天需要至少2000袋血液,也就是每一袋血“服务”1万7千大马人(3400万人口除以2000);这和新加坡的1万8千人相去不远(总人口600万,每天需要325袋血)。
由于我国“捐血主干”来自定期捐血者,这些人撑起全国血库的重任;问题是,我国现有捐血者群体正趋向老龄化,这些人正逐年趋近献血最高年龄限制(70岁);若年轻“新血”断源或减少,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将会面临血液短缺的困境。
招募年轻“新血”,是当前全国上下至关重要的重任,因为这攸关国家未来血液供应的“可持续性”。
这和新加坡目前面对的窘境相似。该国2023年年轻捐血者占总捐血者15%,比2022年的17%下降了2%;在2021和2011年,他们分别占捐血者的20%和33%。
连年下滑的“新血”数字,值得让两国卫生部担忧。
除了“害怕针头”这很多人都会给的理由,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多数年轻人对“捐血”这回事却步不前?
为理解个中因素,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研究团队访问了3050名学生,发现“害怕感到不适”(男性45.0%、女性55.4%)和“害怕针头” (男性30.9%、女性33.1%)是年轻人不想捐血的首两大主因。
另,“害怕血”、“害怕发现自己有病”、“害怕因捐血而染病”,也是青年捐血的障碍因素。
有些因素在男女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比如男生表示“懒惰”是他们不捐血的主要原因(频率2.93),比女性频率(2.71)更高;同样具有男女显著差异的,还有“冷漠”(男性3.49,女性3.25)(引2012年1月《Blood Transfusion》期刊论文)。
在土耳其,研究显示“社会责任”是捐血的主要动机,且不受年龄、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捐血动机与“利他主义”的原因相关(引2013年12月《Transfusion and Apheresis Science》期刊论文)。
为了“健康”而捐血的,恐怕还在少数,即便许多人都不知道捐血有很多健康上的好处,这包括:改善血液循环、保持组织和器官健康、减少动脉硬化风险、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血液铁含量能降低患癌风险等等(参见世卫组织官网)。
笔者自19岁第一次捐血后,除了有些年因学业和研究工作长时间身处海外,以及因各种客观因素而无法捐血(例:家乡吉兰丹被划分为“疟疾高风险地区”,某些国家规定必须超过6或12个月后才能捐血),都希望能尽量维持每年2至3次的捐血次数,至今累计61次的“全血捐献”(whole blood donations)或血小板“成分献血”(apheresis donations,亦即血液分离术)。
凭藉这些微的捐血经验,笔者“人到中年”后的体检,一再重复验证“捐血帮助身体健康”这句话。
想提升年轻民众的捐血意愿,除了了解捐血者的动机,以及为什么大部分人“不捐血”(请记得每100大马人只有2人捐血)的原因,大力推动“捐血有助维持健康”的观念,也将有助于让国家血库中心和有关当局策划招募“新血”的活动。
把主力放在年轻人,不仅对国家血库来源是个未来保障,捐血风气,还可以帮助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并促进我国迈向成熟、负责任的公民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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