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诗奇｜​中国建筑史的3个瞬间

由于语言、文化和战争等各方面的原因，这批外国学者的中国建筑史写作往往不够全面和深入。一直到中国营造学社（1930-1945）的成立，对中国建筑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才得以真正展开。《中国建筑手册》将营造学社开启对“中国建筑”的建构，以三部“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写作和出版，分为3个关键的历史瞬间（1940年代、1965-80、2001-03）。

战争时代的《中国建筑史》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摘自梁思成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前言，1946）

由朱启钤（1871-1964）成立的营造学社，邀请毕业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1901-1972）和毕业自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的刘敦桢（1897-1968），分别担任法式部和文献部主任。前者以成书于宋代的《营造法式》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后者则研究文献史料，并进行大量田野调查（15个省内逾200县）。研究成果为一百余篇论文，发表在学社发行的《营造学社汇刊》，共7册23期，合逾5600页。

二战结束前夕，营造学社从北京迁到四川避难并持续运作。梁思成在林徽因（1904-1955）与助手的协助下，将营造学社多年的研究成果提炼，完成了中国建筑体系建构的两部重要著作手稿，分别是以中文写作的《中国建筑史》（1944，13.4万字）和英文写作的《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1946）。根据《中国建筑手册》，这两部著作的重要在于“中国建筑”首次以受西方视角和标准启发的现代知识生产方式建构出来。将建筑当成物体（客体）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作者面对侵略战争形成的强烈民族主义，对日后中国建筑史书写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关键的历史瞬间。

革命时代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这部‘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南溪李庄时所写。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理解得不正确。例如：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油印本付印前言，195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政府迁台，梁思成留在大陆。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梁思成在为高等院校教学使用而印刷的《中国建筑史》前言中，写下了上面这段文字。显然的，为了符合新政权对意识形态的新要求，一部新的中国建筑史写作被提上了日程。

“1959年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组织了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开始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历时7年，前后修改8次。”营造学社前文献部主任刘敦桢负责这次的编写工作，梁思成也参与了书稿的审定。书稿完成后即碰上文化大革命，梁思成和刘敦桢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分别在1972年和1968年逝世。完成后的书稿搁置多年，终于在1980年出版。全书64万字，内容涵盖史前、各主要朝代直到清代（1911）结束。

根据《中国建筑手册》的分析，相较于梁思成集中讨论建筑结构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史》在各章节增加了关于社会背景的介绍，尝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建筑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同时强调“古代”的特征以区别当时中国正在积极发展的“现代”和“社会主义”建筑。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筑史学界集体努力的成果，这是第二个关键的历史瞬间。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建筑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并以更大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展开。为了“要努力发掘并整理中国古代建筑几千年来的光辉成就，系统地再现其原有面目，并将它作为人类不朽的历史文化遗产，奉献给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全世界人民”，1987年由中国自然基金委员会和建设部科学技术司联合资助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项目启动。

全书分为五卷，分别由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和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的学者专家，采用集体合作，分工负责的方式编写，历时十多年，在2001-2003年陆续出版。这套书延续编年史的写作方式，内容涵盖史前至清代，唯规模更为宏大，全书近680万字，是上一版《中国古代建筑》的10倍，体现了改革开放后释放的生产力，这是第三个关键的历史瞬间。

《中国建筑手册》在分析这3个以三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出版为代表的历史瞬间时，做出了以下的总结。历经百年的“中国建筑”建构过程，“民族主义”以不同的方式贯穿其中，其结果是形成了大一统的宏大叙事。《中国建筑手册》在肯定中国建筑史写作的价值之余，对此提出了质疑。经历了战争，革命和开放已然成为世界强国后，“中国建筑史”该如何继续书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