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治风险考量,这两项政策不能同时进行。由于针对性汽油补贴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反弹,权宜之计,把重启消费税推销为暂且取代针对性汽油补贴的政策,或许是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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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日前引述消息报道,大马政府正考虑重启消费税(GST)以取代针对性汽油补贴来巩固政府财政。根据报道,政府里出现了新的观点,认为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重启消费税比针对性汽油补贴更容易执行。换言之,新观点认为,重启消费税所带来的政治反弹和风险(如人民因生活成本增加而对政府不满)会比针对性汽油补贴来得小。
重启GST和针对性汽油补贴都是专家学者和各种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一致认同我国政府应该改革的政策方向,因为这些政策会比现有的政策更有效地减少浪费和可以有效地改善政府的财政。当然这些改革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在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成本会增加,引起民怨,政府必须承受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度下降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好,民怨甚至可能会演变成人民大大小小的示威抗议,影响政治稳定。
虽然团结政府自上台以来,已近实施了电费补贴,肉鸡价格浮动和针对性柴油补贴政策,而这些改革截至目前为止,并没有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也没有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带来太大的影响,但重启消费税和针对性汽油补贴这两项政策的影响预料会比电费津贴,肉鸡价格浮动和针对性柴油补贴政策来得大很多,因为重启消费税和针对性汽油补贴影响的范围更广,受到影响的人民会更多。因此,相信政府目前是在考虑从重启消费税和针对性汽油补贴这两项政策中,二选一,先执行其中一个,另一个则等待时机再实行。倘若同时执行重启消费税和针对性汽油补贴,恐怕会引起人民太大的反弹,甚至导致政府丢掉政权。
重启消费税所带来的政治反弹和风险真的会比针对性汽油补贴来得小吗?表面上来看,重启消费税的直接影响会比较广,因为所有在我国生活的人,无论是公民非公民,贫或富,都需要消费,都逃不过消费税。值得一提的是,消费税对收入比较低的群体,从比列上来看,影响比较大,因为收入比较低的群体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比较大。相反地,受针对性汽油补贴直接影响的是拥车一族,影响比较大的,反而是比较富有的一群,收入最低买不起交通工具的群体则不被直接影响。
那么为什么重启消费税所带来的政治反弹和风险会被视为比针对性汽油补贴来得小呢?或许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解释。针对性汽油补贴意味拥车人士将失去原本享有的汽油津贴。他们当中收入比较低的,在针对性汽油补贴后,很有可能会得到政府增加现金补贴。然而行为经济学指出,人们往往会觉得失去一令吉的痛苦比得到一令吉的快乐来得大,因此失去汽油津贴的痛苦会感觉比得到现金津贴的快乐来得大。
相反地,重启消费税是从现有的销售与服务税转为消费税。虽然消费税征税的范围会比销售与服务税广,但政府可以把消费税设定在比目前销售与服务税低的税率来降低人民的反弹。
重启消费税和针对性汽油补贴是政府推行财政改革上迟早必须面对的选项。基于政治风险考量,这两项政策不能同时进行。由于针对性汽油补贴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反弹,权宜之计,把重启消费税推销为暂且取代针对性汽油补贴的政策,或许是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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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9日讯)马华副总会长兼经济及中小企业委员会主席拿督刘亚强呼吁,来自低价商品税(LVG)和数字服务税(DST)的税收应通过各种方式回馈人民,切实减轻大家的生活压力。
他说,财政部昨日向国会报告,自去年推行低价商品税以来,政府已成功征收4.761亿令吉,而数字服务税更是带来16亿令吉收入。
他今日发表文告指出,当前物价高涨、生活费居高不下,政府应清楚说明这两项新税的收入将如何用来惠及人民。
他强调,政府去年取消柴油补贴后,运输成本随之上涨,校车业者纷纷抱怨并计划调涨车费,而政府虽曾承诺补贴合理化不会影响大多数人民,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电费涨成本最终或转嫁消费者
他说,此外,电费调整虽称“不影响85%的家庭用户”,但随着企业运营成本增加,最终仍可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政府近来的政策接连加重民众负担,加上生活费持续飙升,人民难免感到失望。因此,政府应明确交代新税收的用途,确保这笔收入真正用于减轻人民的经济压力,让大家对政府重拾信心。”
同时,刘亚强建议政府重新考虑实施消费税(GST),但可先从3至4%的较低税率开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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