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提出了“喂养论”,然而团结政府能否终止新经济政策,拿掉喂养的“汤匙”?还是因为基于马来票,而原地踏步?
历任首相都关注贫穷问题,但没有安华投入那么多的资源和精力,这或许与他的家庭及教育背景有关。
安华的父亲依布拉欣阿布都拉曼是医院搬运工,后来参政,在1959年至1969年间当选为巫统威中区国会议员。1974年,安华因为率领学生抗议乡村贫穷和饥荒而在内安法令下被捕,他在甘文丁扣留营渡过了20个月。
相信安华早年受到伊斯兰及左翼思想的影响,无法接受社会的不公义。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如今彰显在施政中。
譬如,安华自上台以来,多次强调实现“零赤贫”的目标,并且宣布今年7月底成功达致该目标。
安华也在多个场合表达对穷人的关怀,他在提呈2024年财政预算案时,指示政府大学不能因任何贫穷学生在被录取后,无法缴付入学费用,而拒绝让他们入学。他还特地与吉隆坡市长会面,商讨提升小贩设施。
在合理化补贴方面,他更关注穷人的需要,而不是富人。
最近,安华为吉隆坡迪沙花园的Residensi Suria MADANI可负担房屋主持动土礼时措词强烈的表明,政府不会理会该花园“豪宅区”居民的反对声音,以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房屋需求。他说,即便是低收入群体社区,也需要具备舒适环境设施,不是让孩子只能在路边玩耍。
安华关怀城市里无家可归,或居住在拥挤环境的穷人,因此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向财政部提交33项2025年财政预算案建议,其中包括首次购屋者将获得最高3万令吉的首付款。
但在消除贫穷方面,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低收入者经历冠病疫情的冲击。疫情期间,自杀率攀升、民间发起举白旗自救运动;至今疫情对一些家庭经济的破坏,还没有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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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去年10月14日至11月16日进行的《边缘生活》调查报告,有41%的吉隆坡家庭处于绝对贫困状态,17%的家庭处于赤贫状态。此外,槟州政府和马来西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委托槟城研究院编制的报告指出,有超过60%的槟城低收入家庭在每月收入中并没有储蓄。
截至去年9月30日,有630万名55岁以下或48%雇员公积金会员,公积金户头存款剩下不到1万令吉。在开放公积金第三户头提款后,存款不足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所以,即使安华政府发放再多的资源,也无法消除贫穷、解决民困,他必须从改变经济政策做起。
安华在野时曾经呼吁立即终止新经济政策,不分种族打击贫穷。一般认为,新经济政策提倡的制度化种族主义,是社会贫穷问题的根源;它使富有的马来人更富有,穷人更穷。
安华日前在玛拉工艺大学25周年校庆的演讲中提到,马来群体不能继续接受喂养(spoon-fed),以致过度仰赖他人。安华说到了重点,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自己掌握赚取收入的技能,才能真正的摆脱贫穷。一再喂养,就会养成依赖性,不思进取。
事实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从马哈迪第一次任相开始就有同样的说词,比如“丢弃拐杖轮椅,用双脚走路,才能变得更强、更好”。但是,说归说,援助政策始终没有停止,弱点也就继续存在。
安华提出了“喂养论”,然而团结政府能否终止新经济政策,拿掉喂养的“汤匙”?还是因为基于马来票,而原地踏步?《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的推行,显示新经济政策的精神获得延续。
安华曾经说过,虽然大多数巫裔都属贫困,但华裔和印裔中也有穷人,更重要的是,印裔是当中最贫困的族群。既然如此,消除马来人的贫穷不算成功,除去全民的贫穷才符合安华的人道主义。
消除贫穷不能只是政治口号,必须勇于改革,拿出实质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