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台湾念书,是叛逆的选项。念美术系,也是。美术课上不太听话,叛逆。走进没人看好的婚姻,叛逆。30岁开启作家生涯,出发点也是为了反抗什么。
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书,10年来创作不断,她写诗,写散文,画绘本,得过一些文学奖。2024年,马尼尼为发表首部长篇作品《故乡无用》,转身凝望自己的家乡,写的尽是无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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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没想要迎合谁。”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受访者提供
在访谈起始,把“叛逆”两个字抛给她,她接住了,静默一阵,说很少有人看到她叛逆的问题。说着说着,叛逆几乎贯穿了她的人生走向。
小时候其实很乖的,是成绩很好的那种小孩。听话。不用师长操心。
青少年听中国摇滚,身体里隐隐鼓噪着一种年轻的愤怒,再用画笔抒发。“叛逆是在心理的,跟实际表现相反。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很乖的人。”
高中毕业,乖小孩变得乖张。“我要开始面对自己的叛逆。”叛逆是不听大人的话。叛逆也是,明明成绩很好,却背弃人人眼中“更好”的选项,报读台湾师大美术系。叛逆难容于世,往往不是因为坏或恶,而是过于天真。
“我是理科生,班上的人都想当医生、工程师,所以心里有种好像已经没法再跟其他同学聊天的感觉,因为只有我去了一条很不被看好的路。”原因很单纯,“就是喜欢画画。”
没想到大学4年,拥有相同喜好的台湾同学,却也没有要跟她说话。“他们看不起侨生。”没遇到好同学,也没遇到好老师。托着理想飞到远方,学不到半点东西。一个本该教人创作的科系,活生生吃掉一个人的创作欲望。一个毁灭梦想的地方。“毕业后我根本不想再画画。所以我其实很愤怒啊。什么都没学到。”
选择做自己,需要承受很多挫折,“美术系读出来,没有出路,没法赚钱,这些都是要去面对的。”马尼尼为曾在画廊和公共艺术公司上班,也有过到处打零工的日子,偶尔投投稿。“到后来其实也没人看好我的婚姻,我还是去结婚了,就是一种叛逆吧。”
她的婚姻生活,有先生,先生的妈妈,先生的弟弟,接着多了一个儿子。大家住在一起,台北房子小,摩擦多,磨出了她的写作欲望。
很多话想说。用他们不屑看见的方式说。
“我对我婆婆实在有太多的忍无可忍,觉得她跟原生妈妈差太多了,所以第一篇我想写的就是她。从那之后,我想写更多,写了我婆婆,写了我先生,再写我小叔,拿去投稿。”
幸运地,这些稿件被台湾独立出版社打捞,集结成她的第一本书《带着你的杂质发亮》(2013),书本原先有个更直接的名字,叫做《台湾没那么美好》。

在写作里得到解放
总是有很多愤怒。
她从不遮掩心里的恨与不满。是这些东西唤回她想创作的魂。
当了母亲,她写《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2015);恨透了先生,她在诗集《我们明天再说话》(2017;原名《你父亲已经死了》)里“杀夫”;杀一次不够,先生在隐晦家庭3部曲绘本(2019;《老人脸狗书店》《我的蜘蛛人爸爸》《猫面具》)死了一次又一次。
“人都会有不满。或者说,我觉得写作者是一定要有不满,如果我真的生活很幸福、很安逸,我应该不会写作。”平淡的东西,她也不想写。“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也没想要迎合谁,我觉得生命再也不会去在意谁的眼光了,已经肆无忌惮,全都不管了。”
她在写作里摆脱现实的禁锢,得到解放。

回到现实,写作始终是被亲人看不起的事。10年没有上班的日子,没有固定收入喂养家庭。“被看不起是一种感觉,人的头脑会忘记细节,所以我不会去记得谁看不起过我,但有种感觉一直是这样的。”生活最辛苦的时候,也是马尼尼为觉得写作最好的时候。收入不稳定,未来不稳定,因此更要抓紧时间去写,抓紧机会去写。
定居台北这些年,她数次获得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辅助,可以持续有作品面世,包括散文集《没有大路》(2018),里头写她的母亲,她的家乡。6年后,她入围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助计划,有机会出版《故乡无用》(2024),再次书写她的故乡,她的家族故事。
“其实放很久了。我想写我妈妈那一代的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妈妈、故乡都是写不完的。”

故乡是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马尼尼为的故乡有3个。
童年栽在拉美士,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小到整个城镇只有一间华小。全家住在父亲工作的橡胶厂宿舍,9年没接触过一本课外书。四年级,她转校到麻坡,住在阿公阿嬷家,读了很多很多书。14岁那年,妈妈在娘家附近买了一间房,她从爸爸的故乡搬到妈妈的故乡,在渔村溜达着长大。
3个故乡,揉成《故乡无用》里的场景,假假真真。“大部分是真的。”书里的亲戚故里,自杀的自杀,迷信的迷信,发疯的发疯,失败的失败。多是没有学历,没有发达,丑得活生生的,无用的人。
“这也是延续一种叛逆的心态吧。我从没想要自己的作品出现所谓成功的人。当然跟我的处境有关,因为经历过这种不成功的感觉,被看不起的感觉,所以我才觉得自己能和他们感同身受,也才会去写这样的东西。”
19岁去的台湾,转眼二十多年。在异乡生活的日子,已经长过待在故乡的时光。每年她会回家至少一次,也从未真的想清楚,人究竟要回来,还是继续留在那里。是故乡的力量吧,她说,一个人终究无法在他方生出归属感。
“故乡是一块泥土,它会不停长出东西。是一块野地。野生的。每隔一阵子回去看,它会长出不同的东西。”对写作者而言,“故乡也是我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作家之外的事
故乡是写不完的,人又怎会没有乡愁。
蜗居台北多年,双脚不着泥土的地方,马尼尼为也找到她在异乡的故乡。
“我的乡愁,可能就用我的猫来填补吧。”在马来西亚,猫是在外面跑的。在台北,她可以养猫,摸猫,吸猫,跟猫一起睡觉。她把猫称作妈妈,称作故乡。“因为它是那么自然。所以我很方便,去到哪里都有一个妈妈。它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乡愁。”
猫总是蹦蹦窜窜在她的作品里。她在诗集《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2019)写自己和猫的爱情。猫是她创作里,不满的反面,是爱。爱不会止于言辞而已。
“我一直拿台湾当局的辅助,有幸可以写作赚钱。我在想,作家之外的事情是什么?一个人能够每天坐在家里写作,完全不用对社会负责?我是不是要走出去,回馈社会?那我应该关心台湾的什么?”
她关心到了动物收容所。
2021年获得“台湾书写专案”辅助,马尼尼为走进收容所采访工作人员,写就《今生好好爱动物:宝岛收容所采访录》(2023)。期间,她看见很多洞孔,没有人填补。采访结束,她没有离开这个场所,留下当志工,找纸箱,铺纸皮,买饲料,带猫咪看医生,也发挥自身号召力,在脸书专页向大众募资、号召人们收留领养。
一边居家写作,一边闯收容所,心情落差很大。
“是完全的对比。好不容易写了一本书,你看不到任何成效。在收容所待一下午,我做志工能够影响的事,能够改变的事,我能带出一只猫,就改变一只猫的命运,是很实际很实际的。”
台湾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支撑她写作。写作给她面对生活的力量,只要还可以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害怕。如今她也有能力走入台湾社会,用实际的付出带来改变,这会不会换来一丝在他乡的归属感?
不是这样的。她不是这么看的。
“我最大的惊喜是,文字能够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做这些事情。一个作家,出一本书十本书都可以说是走了很远,但是能够每年募到一笔钱,帮助一百只猫,其实这些都是文字的力量,是我没想到的文字可以带给我的力量。
“我觉得我真的已经去到一个很远很远我没法想像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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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怕海,现在以海为家。如今的她潜入更深的海域,尤其那些曼妙多姿的海底生物让她心驰神往,用镜头捕捉它们的艳丽身影和百态,勾勒一幅又一幅的海底景象。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苏思旗
照片: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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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狂飙”,蜕变成专业潜水教练
一开始,惧水的她先到浮罗交怡尝试“体验潜水”。然而一下水,她便顿感不安,双脚悬空无处着力,慌乱中还戴反了护目镜。“我的心脏一直怦、怦、怦,真的跳得很快,我非常害怕。”
所幸当时的潜水教练察觉异样,立即上前安抚。伊帕说,自己很紧张,一直死咬着呼吸调节器呼吸,不敢松懈。直到下潜至12公尺,模糊的视野突然变成一片绝美海景。她不知不觉松开了教练的手,内心变得异常平静,呼吸也随之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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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傻瓜相机女王”美誉
不久后,伊帕辞去工作,全心投入潜水领域。“你能想像吗?一个曾经害怕水的女孩,竟然开了自己的潜水中心。我和丈夫经营潜水中心大约有10年,等孩子慢慢长大了,才将中心出售。”
早前她就有接触到摄影,但仅是浅尝辄止。直到潜水中心关闭后,她才潜心专研水下摄影。然而,水下摄影是一个冷门且专业的领域,当时大马没有相关课程,必须到海外进修。可是,数千令吉的学费,加上养育6个孩子的压力,让她望而却步,转向依靠雅虎和谷歌自学摄影知识。
许多人认为,网络学习难以掌握专业技能,但她不信邪。起初,她用着一架佳能G10,每次拍出来的画面偏蓝。她唯有不断尝试,恶补知识,直至熟练相机的各种设置和配搭,才找到最好的拍摄设置,成功捕捉海底斑斓世界。自此,她便开始不停地拍摄和参加比赛。
“当时我在摄影界其实是个‘小白’。大家都在说升级设备,而我却说,‘不,你应该充分利用手头的设备。’我告诉很多人,重要的不是相机,而是相机后面的人。”
2015年之后,大家开始称她为“傻瓜相机女王”,因为她凭借一台普通的相机在各种摄影比赛中崭露头角,获奖无数,还颠覆了许多人对摄影器材的固有认知。

已故好友赠予专业摄影器材
当然,随着技术越来越娴熟,伊帕也渐渐从傻瓜相机过渡到单反相机。而这个转变,源自她的一位已故好友——法拉(Feira Fernandez)。
虽然用着傻瓜相机,设备简单,但她依然不曾放弃拍摄,继续乐在其中,享受探索海底世界的光影与色彩。她和法拉则情同姐妹,总爱一起潜水,亦是摄影路上最重要的同行者。然而,命运无情,法拉在一次渡轮旅游中,在睡梦中悄然离世。
“我真的很难过,那个时候很长时间都不拍照,也不做任何事情,只是沉默。”
直到某天,法拉的丈夫与孩子邀请她到家中,郑重地将一个盒子交到她手里。打开盒子后,发现里面是一整套法拉生前使用的水下摄影装备——相机、镜头、防水壳、水下闪灯,所有设备一应俱全。
法拉的孩子轻声道,伊帕阿姨,你是妈妈最好的朋友,妈妈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当你下水拍摄时,带着这些装备,这样她也能通过你的镜头看到水下的世界。
“那一刻,我崩溃了,哭得不成样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并不富裕,能得到一套价值七八万块的摄影装备,真的是难以想像的事情。但我知道,我最好的朋友,她一直相信我,她也一直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生死一线间的逃生记
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每次潜水前,伊帕都会独自待在船边,反复确认装备和任务清单。然而,意外仍难以避免。
那次在马尔代夫,她在海底专注于构图,想要丈夫与一艘六七十年历史的沉船合影。不过,为了寻找更完美的角度,她继续下潜到30米深处,到沉船的一扇门,拍摄一张剪影风格的照片。
当她下潜至26公尺深时,潜水服突然有气泡不断涌出,才赫然发现氧气筒的管子破裂。她一查,压力表的指针一直跳动,氧气筒只剩下70bar,远低于200bar的正常储量。唯一的救援是身处17公尺深的潜水教练。
她深吸一口气,迅速向教练游去,并紧急比划求救信号。教练一看到她,瞬间明白状况,马上掏出备用呼吸管等候,让她死里逃生。当他们俩回到船上,教练的氧气筒还剩60bar,而她的早已泄漏殆尽。

深海惊魂!困在深海龙卷风
还有一次,她与丈夫遇到了“洗衣机流”。
在印尼某一个潜水点,伊帕与丈夫为了拍摄4公尺长的曼塔鱼,冒险进入水流极为湍急的区域。他们用潜水钩固定在石头上,以防被冲走。
无奈海底急流如狂风怒吼,两人仿佛风筝般在水中剧烈晃动。本以为会安全度过时,岂料石头竟被冲走,伊帕的潜水钩也随之脱落。她连忙抓住丈夫,然而他的岩石也无法支撑太久。
两人便在漩涡中心摇曳挣扎,与死神博弈,祈求这一切赶快度过。幸运的是,强流平息,他们最终稳住身形,成功挣脱险境。她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接着说,该海域深达60公尺,如果当时再深潜一些,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成大马海岛“代言人”
伊帕曾为捕捉珍稀海洋生物,不惜专程飞往各地“追鱼”。有一次,安汶岛的潜水朋友告知,消失6年的罕见安汶蛙鱼(Ambon Frogfish)突然现身。当时她和丈夫都在槟城。随即立刻买了机票回吉隆坡,隔天直接飞到那里拍摄。
“我们在那里待了36个小时,就是为了去追这只蛙鱼。这是世界上最稀有的蛙鱼。”
相比频繁前往同一潜水点,她会更喜欢在大马海域和海岛拍摄,例如她想拍摄广角美景,会去Pulau Tenggol,如果要拍微距,会去Pulau Selakan,可以看到很多稀奇有趣的生物。
“我称它为迷你马尔代夫。因为水非常绿宝石般的蓝色。你去那里就感觉,哇,我不觉得我在自己国家。”现在她致力推广这片秘境,邀请国际潜水员与摄影师前来探索。


近年,伊帕也通过摄影去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例如她曾拍摄水下红树林,希望能唤起大众重视红树林的重要,因为它是鱼类的繁殖地,一旦被污染或消失,会导致很多鱼类消失。

首位亚洲“女性五十噚摄影奖”得主
伊帕多次受邀担任国际赛事评委,包括联合国“世界海洋日”、ADEX亚洲潜水展和Ocean Art海洋艺术水下摄影大赛。
她补充,过去好多年,水下摄影长期一直由男性主导,女性摄影师可说凤毛麟角。通常这些少数的女摄影师都是业内顶尖的海洋生物学家或科学家。她们是抱着研究目的去拍摄。
但,伊帕并没有这样的专业背景,却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受海洋生物学家青睐,需要借助她的能力,要求她研究某个生物,捕捉这个生物在海底的行为,然后他们依据这些观察来撰写论文。
2024年10月,伊帕获得了宝珀Blancpain和《海洋学》杂志所颁发的 “女性五十噚摄影奖”,而她也是该奖项的首位亚洲获奖者。
“我觉得无比荣幸能够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亚洲人。希望这能激励更多女性,尤其是亚洲女性,投身到水下摄影领域,并致力保护海洋。这个奖项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我所拍摄的照片,更在于提升人们对海洋保护的意识。我们都是海洋的守护者,而能够向世界展示海洋之美,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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