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除了巴勒斯坦难民……

自80年代起的种种残酷迫害，使这些罗兴亚人不得不逃离家乡。历经三、四十年后，逃至大马的族人，加上后来出世的第二、三代后裔，合法和非法的总数估计不下数十万人。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官方网站，截至2024年6月底，我国共有约19万名登记在难民署的难民，其中超过一半是罗兴亚人（约10万9千），还有其他来自缅甸的钦族人（约2万7千名），以及3万1千名来自冲突地区、逃离迫害的其他族群。

其余约2万3千因战争和迫害而寻求庇护的难民，来自50个国家，其中来自巴基斯坦、也门、叙利亚、索马里和阿富汗，各有数千人，巴勒斯坦难民则计有630人。

这些人虽持有UNHCR难民证，却因我国未签署保护难民条约，因此不被官方承认。大部分人在我国从事劳力工作，或靠捡拾破烂、变卖回收物为生，然后总会有三不五时刁难他们的执法人员突然出现…身在别人屋檐下，他们就只能忍气吞声。而那几天我们探访的罗兴亚孩子，只是千百个儿童拾荒大队的其中几名而已。

对拾荒孩子来说，遇上连绵数日的长命雨，就得留在家中无语问苍天，等同失去一天几令吉的收入；若每天勤劳捡宝变卖，月入还有六、七百令吉。家访当天他们的午餐，是白饭配咖喱水煮蛋。我尝试在咖喱汤里寻找白色水煮蛋之外的“异物”，总未得逞。妈妈说，有没有晚餐，还得看那几天的拾荒收入而定。

除了基本的生存和营养问题，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孩子的教育。

自2008年以来，联合国难民署都有联合慈善团体联办难民学校，为难民提供语文、数学等读写算的基本教育；在这方面，慈济是主要支柱。那时联合国难民署暨慈济和气教育中心在士拉央的新校舍还没有启用。每日早上，免费小巴把孩子们送到市区一店屋楼上的临时校舍，至到中午放学后，又得出外为三餐而开始拾荒工作。

最后一天临走时，问其中一个小兄弟为什么要读书，时隔16年，他的答案还烙印在我心里：“我要当老师，可以帮助教育更多族人！”

政府护送巴勒斯坦伤患来我国接受治疗，使他们远离危险和灾害，我很敬佩，也很感动。但在支援巴勒斯坦人的当儿，我们领导有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为什么几十年来政府对同样是穆斯林的罗兴亚难民这么冷漠？为什么都是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帮助罗兴亚难民？为什么在财务棘手情况下，不优先帮助大马原住民？这是对内的问题。

为什么巴勒斯坦周边穆斯林国家对待巴国难民这么冷漠？为什么我国没考虑约旦70年代因巴人在境内引致的“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内战和暴行？政府在接收难民的时候，有没有详细调查过陪同妇孺入境的其他人？这是对外的问题。

慈善应该先从家里开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