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趣味／01】解读马来西亚既陌生又熟悉的趣味地名，认识这些地方那些树

植物学家谢毅宏指出，在前英殖民时期，马来亚已见频繁的国际贸易。学者并不排除，或许在英人到来之前，马来亚已出现槟榔树。可以肯定的是，槟榔确实并非这片土地的原生种。

植物不会跑动，有赖特定气候环境才能茂密生长，也往往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人们以当地常见植物指称一个地方，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FRIM曾出版《以植物为名的地方》专书，介绍149种植物地名，单单巴生河流域一带，随手拈来就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包括Petaling（八打灵）、Pudu（半山芭）、Sentul（冼都）、Sepang（雪邦）、Kepong（甲洞）、Serdang（沙登）等等，通通都是树名。

“有些树，我们在生活里一定都见过，很少人知道这棵树名就是我们熟悉的地名。”

谢毅宏说，我国植物地名如此普遍的现象，也有助于植物学研究。

“比如，有些植物不是原生种，若我们知道它在什么时期被当作地名，便能大约推测它被带进来的年份。有些植物现已少见，比如怡保的怡保树，但通过地名，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树曾经在那个时期大量出现在那个地方，代表它可以在那里生长。”

地名来源形形色色

除了植物，《地名采风录》作者雷子健分析，马来地名也多以动物命名，如Alor Gajah（亚罗牙也）的大象、Sungai Siput（和丰）的蜗牛、Labis（拉美士）的水龟。

“这很好笑，但英国人的书确实这样写：他们去到拉美士，问当地马来人，这里什么最多，居民回答labi-labi（水龟）最多，所以他们在labi后面加一个s，（英文语法）代表很多。”滑稽归滑稽，雷子健说，如此英马两语混合的地名并非只有一个。

另外，他续说，地理环境也是本地地名常见元素，如Titi（知知港）是小桥、Genting（云顶）是山路、Simpang Ampat（新邦安拔）的simpang是岔道、Batu Tiga（峇都知甲）的batu则指长度单位英里。

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生Norllham Ismail（下称llham）补充，地名有时也昭示着某段岁月当地主要的经济活动，如柔佛Pekan Nanas（北干那那）一带的泥炭地适合黄梨生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黄梨盛产地，因此得名“黄梨村庄”。

他强调，在马来西亚考究地名来源，不易寻获相关的行政文件，“对研究人员有帮助的多是口述史料，比如采访地方领袖和老人家等等。”

英国人留下的地名

殖民历史也为马来西亚众多地名染上异国色彩。

雷子健举例，Pedra Branca（白礁岛）与Cape Rachado（马六甲丹绒端灯塔）皆是源于葡萄牙语。

英国人留下的痕迹不会更少。比如霹雳州的冷水河新村，雷子健说，名称翻译自英文词汇“Coldstream”，是彼时驻守新村的英国军队番号。当然还少不了涵括洋人姓名的地名——波德申的Dickson是当年海峡殖民地辅政司，金马仑的Cameron是英国测量师，福隆港的Fraser则是冒险家。“在槟城、沙巴，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英殖民时代的名字。”

在英文地名出现之前，不难设想这些地方早有其他通用名称，llham以槟城Butterworth（北海）为例，当地马来居民原是唤它Bagan（码头之意），后被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名称取代，自此沉没在集体记忆里。

一些学者有意将旧地名从历史之河打捞起来，“比如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教授Ahmad Murad Merican，他做学术研究，希望槟城州内使用殖民者名称的地方能够还原旧地名。”

在llham看来，这件事有好有坏。更换一个地名，不仅波及当地居民牵涉地址的日常事务，该城市累积的国际辨识度也需纳入考量，影响甚广。“在世界地图上，大家已认识Butterworth和George Town，记住的是英人留下的名称。”

纵观马来西亚地名，交织着马来元素、殖民色彩，不少路名也采用华裔与印裔知名人物的姓名，如敦陈祯禄街、卡巴星道等等。

“历史因素、经济活动以及各族互动，都让我国地名更加多元。在我看来，这番现象反映着丰富的国家文化，”丰富不是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找到交汇点，和谐相处。”他说，这些地名都在时刻提醒我们，你我早就已经，也终将还是会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8个地名8种植物

FRIM是一座起于废矿地区的人造树林，经过98年，如今已营造出近似自然森林的生态，总监Dato’ Dr Ismail Parlan介绍，545公顷的园地蕴含超过2700种植物。

跟随谢毅宏的脚步，认识8种被用作地名的植物特征：

相关报道：
【地名趣味／02】从众声喧哗到约定俗成──捡拾华文地名走过的往事
【地名趣味／03】一个地名封存一个故事

延伸阅读：
【大城小镇／01】新古毛：城市花园的毁灭与重生
【大城小镇／02】百年古庙，古毛人的守护神
【大城小镇／03】用自己的力量，诉说有温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