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趣味／02】从众声喧哗到约定俗成──捡拾华文地名走过的往事

统一华文地名，为何耗时漫长？

从沙登一例，我们可以窥见马来西亚华文地名的普遍现象：本地华文地名，绝大多数音译自原有的马来或英文地名，由此衍生出一地多名的众声喧哗。直至国家独立，华文地名才开始趋向统一，演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模样。

为何历经数十年才有定调？

缺乏官方单位管辖，雷子健指出，最早的华文地名，并没有一套规律可言。

“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名字。像是知知港，早期他们喜欢在‘知’字前面加个口字旁，自己发明的，没有这个字的；森美兰的文丁，以前也写作呅叮。”似乎这是祖辈区隔外来词的做法。

有时，民间地名在文人看来不具格调，可他们取的名字不一定得到街坊喜爱。

以彭亨劳勿为例，坊间也曾冒出老活、老尉等译名，学者如许云樵、张礼千等人则主张“笠埠”二字，承载当地特色景象，“因为矿工会戴笠帽采矿，有意思。”但历史最终并没有选择它，“很多老一辈的人都没听过笠埠这个名字。”

翻译关乎字义，更常涉及发音，而各籍贯华人又有自己的方言，这下就更纷乱了。“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字，福建话和广东话的发音完全不同。”

就像Segamat这座柔北重镇，华社对于第三音节“mat”纠结甚多——广东人叫昔加乜、昔加勿或昔加密；客家人写昔加乜或昔加末；闽南人则主张昔加挽或昔加目。后来，粤、客群体逐渐靠拢“昔加乜”，闽南人始终偏爱“昔加挽”。随着华语通行，新生代华人普遍接受的却是“昔加末”。

媒体也扮演关键角色。“连一个州的首府Shah Alam，两大华文报都不统一，一个写沙亚南，一个写莎阿南。民众怎么写，端看他读什么报。”

桑田沧海，哪个地名被保留，哪个地名被遗弃，全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地名要永久留下来，要看当地人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你官方用这个名字，人们也不管你。比如吉隆坡的Brickfields，华人就是喜欢叫它十五碑，而不是音译成‘比利时菲尔德’，或意译成‘砖场’，背后原因很难解释。”

那些被消散遗忘的名字……

凡事都有例外，那可会有反过来的例子，以华社取的地名音译而成的官方马来地名？

雷子健只找到一个城镇：柔佛永平。“在港主时代，那个地方叫永平港，后来把‘港’字拿掉，马来文称作Yong Peng。”至于霹雳太平，并没有被他纳入相同范畴，“Taiping是源于华语没错，寓意永久和平，但命名的是时任霹雳副参政司，而非华人。”

吉隆坡鬼仔巷则是近几年蹿起的稀有现象。翻阅马来与英文报，皆以“Kwai Chai Hong”指称这个打卡景点，完整保留粤语发音。

另有华马双语交织的官方地名，如雪兰莪的Balakong（无拉港）。“Balak指树桐，那里本来有条河叫Sungai Balak；Kong则是源自客家话‘港’或‘江’的意思。无拉港以前是华人木头商将树桐运到加影的小码头。”但类似的例子不多。

当然，并非所有华社呼唤的地名，皆是音译自马来或英文字眼，但它们多已从集体记忆里消散。

比如，颁布紧急状态前，雷子健的父亲原是住在弓蕉园（客语香蕉之意），即今日绿野（The Mines）一带。如今记得“弓蕉园”3个字的街坊已不多见。当年，另有一批迁入沙登新村的居民来自竹山凹，“因为那里很多竹树，现在叫做Kampung Malaysia。”

又如，“福隆港山下有个地方，华人叫分手凹，”事缘一群英国官员到福隆港度假结束后，在分手凹分道扬镳，有者回去彭亨，有者回去吉隆坡。“这个名字现在没人记得，只能在文献里找到。”

一个地名，开启一个故事的钥匙

说到文献，为了追究地名正确来历，雷子健经常翻阅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和澳洲档案局史料，在老地图和旧报章寻找蛛丝马迹，来回核对。国土另一端，文史工作者蔡羽也说，除了阅读相关书籍、捕捉老街坊的口述记忆，沉默伫立的老建筑亦是考察地名重要的“史料”。

来自古晋的蔡羽，同是一名前新闻业者，10年前开始在古晋老街推动文化导览。

一地多名的常态，在东马也非例外，就连砂州州名也换过几次写法，从沙捞越、砂月劳越、砂劳越，到如今的砂拉越，个中缘由难以厘清，终归还是4个字——约定俗成。

有趣的是，蔡羽曾在百年古庙看见其他写法。“古晋有座大伯公庙，或有200年历史，门前的对联牌匾明确写着‘沙荖越’。”

诗巫也有一座大伯公庙，庙里的征信录记载善男信女的捐款和来处，“你会看到，那些地名几乎都是小镇、乡村的名字，却有一批商家来自‘砂拉越’。”原来在1870年代以前，砂拉越曾是古晋旧称，“后来布洛克家族攻城略地，砂拉越版图逐步扩张。重新进行行政划分时，原本叫做砂拉越的地区改称古晋。”

常年推动老街导览、撰写地方研究文章，蔡羽深有感悟，这些日常随手一抓的地名，都是开启一个故事的钥匙，“如果一个地方曾有5个名称，就有5个故事。”

遗憾的是，地名的消失与更替，不只存于历史，也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事。

虽说地名去留常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但其中不乏握有权力的手介入搅动。

随意更改，文史记忆还能延续吗？

“古晋老街后方有块山坡地，曾在19世纪末被拉者政府圈起来，用作蓄水区。后来因为水压不够，供水范围不理想，就没再用了。”约在1970年代，蓄水区改建成公园，叫蓄水池公园。未料几年前，州政府动念整修，将它改名为团结公园。“我觉得很可惜，蓄水池公园的名字很特别，也是集体记忆，而团结公园这个名字很普通。”他说得直白。

近几年，很多地方都有人投身社区改造。蔡羽认为，与其注入原本不属于当地的DNA，不如挖掘每个地方原有独特的DNA，以此为基础去创造新的活力，诉说动人故事。“长远来看，这才是比较聪明的做法。不一定每次都要把老地名改掉，这很草率。”

采访期间，蔡羽隔着荧幕匆匆导览古晋老街——甘蜜街封印着一个甘蜜兴盛的时代，万福路承载着一个华商发迹的故事……“你可以想像，这些街名如果有天被随意改掉，里头的故事就断了。地名是一个对文史记忆的重要提醒，是‘文献’，也是有志研究地名者重要的指引。”

过去跑新闻的日子，也让雷子健深有体会，每一方水土都有值得记载的故事。舟车劳顿换来的难得发现，很多时候不会给他带来实际回报。不是没听过“浪费时间、毫无意义”的嘲笑，但雷子健自有他坚持的理由。

“马来西亚的每个城镇都少不了华裔先民的血汗足迹，但这些痕迹早已被无情岁月冲洗，或在政治操弄下被扭曲或删除。有多少人会在意这个潜在的文化危机？这绝非浪费时间毫无意义的考证。地名是大地山河无痕岁月留下的符号，可以印证华人与这块土地的亲密关系，有时更是一块与友族交流互动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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