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趣味／02】从众声喧哗到约定俗成──捡拾华文地名走过的往事
不同社群走在同一条路上，有时竟能同时踩踏出五六种华文地名。
一地多名，是追溯大马华文地名起源时，无法忽视的普遍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谈论华文地名的演变历程，雷子健提醒，我们不能抽离于其他族群和语言的脉络之外，“谈华文地名，不能只谈华文地名。”纷乱的地名最终如何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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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去留，常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为何有人又执着于捡拾那些早已甩出时间滚轮的名字？
离开新闻业，投入本地地名研究，至今已编撰《爱新村——雪州华人新村的美丽与哀愁》、《爱渔村——地图上失落的海岸线》、《地名采风录：一方水土一段古》等书；雷子健是在雪兰莪沙登新村长大的，那不如从沙登说起。
走上这条路，全是兴趣使然。“先看有没有兴趣。比如Serdang，你要先了解这个字，你会看很多参考书，英国人写的，马新学者写的，你会知道这是一种树的名字，你也会知道吉打有一个Serdang（西岭），雪兰莪海边有一个Sungai Serdang，柔佛新山有一个Sri Serdang，这样你才有兴趣了解为什么如此多Serdang，你就知道以前这种树到处都看得到。”
1824年，英国人发现Serdang有矿，“那应该是老沙登，当时洋人是写Sirdang，客家人音译成沙登。”雷子健简略概括沙登地名演化史，“但‘沙登’是到1923年才出现，华人最早写的是‘沙戥’，后来推崇简体化，1938年又有‘沙丁’这个写法。1949年组建新村Serdang Bharu，华文报才统一成‘沙登新村’。”
雷子健也在不同书籍瞥见“纱灯”、“施尔丹”、“西丹”等译名，早期火车站牌却是写着“色丹”。
统一华文地名，为何耗时漫长？
从沙登一例，我们可以窥见马来西亚华文地名的普遍现象：本地华文地名，绝大多数音译自原有的马来或英文地名，由此衍生出一地多名的众声喧哗。直至国家独立，华文地名才开始趋向统一，演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模样。
为何历经数十年才有定调？
缺乏官方单位管辖，雷子健指出，最早的华文地名，并没有一套规律可言。
“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名字。像是知知港，早期他们喜欢在‘知’字前面加个口字旁，自己发明的，没有这个字的；森美兰的文丁，以前也写作呅叮。”似乎这是祖辈区隔外来词的做法。
有时，民间地名在文人看来不具格调，可他们取的名字不一定得到街坊喜爱。
以彭亨劳勿为例，坊间也曾冒出老活、老尉等译名，学者如许云樵、张礼千等人则主张“笠埠”二字，承载当地特色景象，“因为矿工会戴笠帽采矿，有意思。”但历史最终并没有选择它，“很多老一辈的人都没听过笠埠这个名字。”
翻译关乎字义，更常涉及发音，而各籍贯华人又有自己的方言，这下就更纷乱了。“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字，福建话和广东话的发音完全不同。”
就像Segamat这座柔北重镇，华社对于第三音节“mat”纠结甚多——广东人叫昔加乜、昔加勿或昔加密；客家人写昔加乜或昔加末；闽南人则主张昔加挽或昔加目。后来，粤、客群体逐渐靠拢“昔加乜”，闽南人始终偏爱“昔加挽”。随着华语通行，新生代华人普遍接受的却是“昔加末”。
媒体也扮演关键角色。“连一个州的首府Shah Alam，两大华文报都不统一，一个写沙亚南，一个写莎阿南。民众怎么写，端看他读什么报。”
桑田沧海，哪个地名被保留，哪个地名被遗弃，全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地名要永久留下来，要看当地人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你官方用这个名字，人们也不管你。比如吉隆坡的Brickfields，华人就是喜欢叫它十五碑，而不是音译成‘比利时菲尔德’，或意译成‘砖场’，背后原因很难解释。”
那些被消散遗忘的名字……
凡事都有例外，那可会有反过来的例子，以华社取的地名音译而成的官方马来地名？
雷子健只找到一个城镇：柔佛永平。“在港主时代，那个地方叫永平港，后来把‘港’字拿掉，马来文称作Yong Peng。”至于霹雳太平，并没有被他纳入相同范畴，“Taiping是源于华语没错，寓意永久和平，但命名的是时任霹雳副参政司，而非华人。”
吉隆坡鬼仔巷则是近几年蹿起的稀有现象。翻阅马来与英文报，皆以“Kwai Chai Hong”指称这个打卡景点，完整保留粤语发音。
另有华马双语交织的官方地名，如雪兰莪的Balakong（无拉港）。“Balak指树桐，那里本来有条河叫Sungai Balak；Kong则是源自客家话‘港’或‘江’的意思。无拉港以前是华人木头商将树桐运到加影的小码头。”但类似的例子不多。
当然，并非所有华社呼唤的地名，皆是音译自马来或英文字眼，但它们多已从集体记忆里消散。
比如，颁布紧急状态前，雷子健的父亲原是住在弓蕉园（客语香蕉之意），即今日绿野（The Mines）一带。如今记得“弓蕉园”3个字的街坊已不多见。当年，另有一批迁入沙登新村的居民来自竹山凹，“因为那里很多竹树，现在叫做Kampung Malaysia。”
又如，“福隆港山下有个地方，华人叫分手凹，”事缘一群英国官员到福隆港度假结束后，在分手凹分道扬镳，有者回去彭亨，有者回去吉隆坡。“这个名字现在没人记得，只能在文献里找到。”
一个地名，开启一个故事的钥匙
说到文献，为了追究地名正确来历，雷子健经常翻阅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和澳洲档案局史料，在老地图和旧报章寻找蛛丝马迹，来回核对。国土另一端，文史工作者蔡羽也说，除了阅读相关书籍、捕捉老街坊的口述记忆，沉默伫立的老建筑亦是考察地名重要的“史料”。
来自古晋的蔡羽，同是一名前新闻业者，10年前开始在古晋老街推动文化导览。
一地多名的常态，在东马也非例外，就连砂州州名也换过几次写法，从沙捞越、砂月劳越、砂劳越，到如今的砂拉越，个中缘由难以厘清，终归还是4个字——约定俗成。
有趣的是，蔡羽曾在百年古庙看见其他写法。“古晋有座大伯公庙，或有200年历史，门前的对联牌匾明确写着‘沙荖越’。”
诗巫也有一座大伯公庙，庙里的征信录记载善男信女的捐款和来处，“你会看到，那些地名几乎都是小镇、乡村的名字，却有一批商家来自‘砂拉越’。”原来在1870年代以前，砂拉越曾是古晋旧称，“后来布洛克家族攻城略地，砂拉越版图逐步扩张。重新进行行政划分时，原本叫做砂拉越的地区改称古晋。”
常年推动老街导览、撰写地方研究文章，蔡羽深有感悟，这些日常随手一抓的地名，都是开启一个故事的钥匙，“如果一个地方曾有5个名称，就有5个故事。”
遗憾的是，地名的消失与更替，不只存于历史，也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事。
虽说地名去留常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但其中不乏握有权力的手介入搅动。
随意更改，文史记忆还能延续吗？
“古晋老街后方有块山坡地，曾在19世纪末被拉者政府圈起来，用作蓄水区。后来因为水压不够，供水范围不理想，就没再用了。”约在1970年代，蓄水区改建成公园，叫蓄水池公园。未料几年前，州政府动念整修，将它改名为团结公园。“我觉得很可惜，蓄水池公园的名字很特别，也是集体记忆，而团结公园这个名字很普通。”他说得直白。
近几年，很多地方都有人投身社区改造。蔡羽认为，与其注入原本不属于当地的DNA，不如挖掘每个地方原有独特的DNA，以此为基础去创造新的活力，诉说动人故事。“长远来看，这才是比较聪明的做法。不一定每次都要把老地名改掉，这很草率。”
采访期间，蔡羽隔着荧幕匆匆导览古晋老街——甘蜜街封印着一个甘蜜兴盛的时代，万福路承载着一个华商发迹的故事……“你可以想像，这些街名如果有天被随意改掉，里头的故事就断了。地名是一个对文史记忆的重要提醒，是‘文献’，也是有志研究地名者重要的指引。”
过去跑新闻的日子，也让雷子健深有体会，每一方水土都有值得记载的故事。舟车劳顿换来的难得发现，很多时候不会给他带来实际回报。不是没听过“浪费时间、毫无意义”的嘲笑，但雷子健自有他坚持的理由。
“马来西亚的每个城镇都少不了华裔先民的血汗足迹，但这些痕迹早已被无情岁月冲洗，或在政治操弄下被扭曲或删除。有多少人会在意这个潜在的文化危机？这绝非浪费时间毫无意义的考证。地名是大地山河无痕岁月留下的符号，可以印证华人与这块土地的亲密关系，有时更是一块与友族交流互动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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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假期跟舒颖姐回她的家乡峇株巴辖，回程时顺道绕到麻坡拜访久未见面的画家翁文豪大哥。在普罗大众的眼中，豪哥是那个擅长透过彩绘和艺术角度，独特地将一石一花呈现在其画作里，坚持了将近40年，永不厌倦的艺术家；而这位艺术家其实还有另外一面，他很会做阿杂（Acar）。
那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打包了一些糕点，在画家的画廊聊天，三个人围坐一起，谈笑风生。喝过下午茶，我自动自发收拾，把用过的杯子放回他的厨房。厨房里，目睹那切得长短大小均匀的红萝卜和小黄瓜，犹如一揽子的艺术品摆放在煮食的地方，心里不禁发出声声的惊叹。
我没有艺术天赋，美学对我而言始终是很疑惑的学问。接触画家，让我领悟艺术就是对生命的一种执念和坚持。画家的阿杂，看似一门简单的厨艺，但精湛之处就在选食材和刀工。从什么品种的小黄瓜用来做阿杂最合适，到那些红萝卜和小黄瓜等究竟要切多长多厚才能传达最佳的口感，他都一一细微研究，失败了不放弃，检讨改善，继续研发改进，因此他现在做出来的阿杂才与众不同，也受到身边许多朋友的喜爱。
望着那些切好的红萝卜和小黄瓜，我可以想像画家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黄昏时刻，阳光从天边洒落，洒在他身上，仿佛给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辉。岁月是无情的，画家使劲用着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熟练地挥着刚磨锋利的刀，按部就班把那小黄瓜、胡萝卜和洋葱等等切成自己的理想尺寸，忘了时间的存在，就像他平时拿起画笔，废寝忘食地画着，也不懂时间悄悄流逝，拼命打造一个有情的世界。
画家的每一刀都是那么的精准，仿佛在切割的不只是蔬菜，还有岁月的点滴。那些新鲜的蔬菜在他的刀下逐渐变得整齐无比，整齐得就像他的一生，简朴而有序。他用他的画作，用他的阿杂，告诉了我们：“简单，也是一种精彩！”
不用煮不用炒的酸辣开胃菜
我好奇地问画家：“怎会选择做阿杂，而不是其他的美食呢？麻坡美食那么多。”画家告诉我，他是一次出席马来婚宴，吃到美味的阿杂，爱上了，便四处打听做法和配方，然后自己研究如何把这特别的腌菜做好。在马来西亚，阿杂通常与马来餐和娘惹餐一起食用。它常作为开胃菜或配菜。它的存在增加了餐桌上的风味和口感。工作环境，我也经常会吃到马来风味的阿杂，那是最精简的做法，把小黄瓜、洋葱、黄梨和辣椒腌制，不用煮不用炒，接近西方国家的沙拉，但它酸辣开胃，吃了油腻的食物，再吃这道开胃菜，感觉非常搭配。
缘分未到，我至今还没品尝过画家的阿杂，但从他在脸书挂上的图片，大概可推断他做的阿杂其实是依据马来传统与娘惹饮食文化的混合，用姜黄、辣椒、花生、虾酱、糖、醋等调料腌制的阿杂。阿杂和画家的画作一样，成为了他生命的艺术品，用以表达他的思想、情感、观念和世界观的一种形式。
阿杂的起源可追溯至久远的贸易时代。那个古时候，前来做生意的商人从印度、阿拉伯、中国和欧洲等地带来了各种香料和食材，这也给我国的饮食文化带来许多影响。腌制食品是当时保存食物的一种常见方式，阿杂的制作方法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道美食所反映的正是这里多元文化的融合。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饮食习惯也就有不同的阿杂做法。
简单地说，阿杂不仅仅是美食，它还蕴含了文化和历史。腌制，是从前冰厨还没有那么普及时，保存食物的方式，传承了数代人的智慧和辛劳。有一次到马六甲旅行，我吃到了传统娘惹风味的阿杂，总会想起阿杂背后的传承故事。
画家强调说，他的阿杂源自于马来风味，但经过时间的磨炼和他努力的成果，阿杂已成为画家独特的阿杂。阿杂，酝酿了画家的日常故事，累积着属于他岁月的记忆。
我试着想像，有一天画家耐心地把他制作阿杂的心得和配方无私地传给后人，就像他的画功一样，传承给年轻的画家，我可以预期厨房里的欢笑声：“不是这样子切的，要切成这样……”无论画作或阿杂，在画家的手中，自然变成了一种神奇的魔法，赋予了属于各自的独特灵魂，吸引身旁的知音者。
以画家现在的情况，其实都无所谓了，无论是画画或做阿杂，自己开心最重要，当然如果你也懂得欣赏，最好不过，乃是一种额外的奖励。
出席马来朋友的婚宴，炙热的阳光下，餐桌上一大盘的阿杂，香味弥漫四周。每当闻到那股熟悉的酸辣香气，那一瞬间，时光仿佛倒流，带我回到了父亲带我来参加马来婚宴的记忆中。当那混合了酸、甜、辣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凑上前去，满心欢喜期待一口舌尖上的幸福味道。当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阿杂，那酸辣的难忘味道，仿佛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感受亲情的温暖。
阿杂，承载的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岁月的记忆，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情感纽带。在那酸辣的滋味中，我品味到的又何尝只是食物的美味呢？阿杂，混杂了我思念父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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