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群走在同一條路上,有時竟能同時踩踏出五六種華文地名。
一地多名,是追溯大馬華文地名起源時,無法忽視的普遍現象。這是為什麼呢?談論華文地名的演變歷程,雷子健提醒,我們不能抽離於其他族群和語言的脈絡之外,“談華文地名,不能只談華文地名。”紛亂的地名最終如何走向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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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去留,常是約定俗成的結果,為何有人又執著於撿拾那些早已甩出時間滾輪的名字?
離開新聞業,投入本地地名研究,至今已編撰《愛新村——雪州華人新村的美麗與哀愁》、《愛漁村——地圖上失落的海岸線》、《地名采風錄:一方水土一段古》等書;雷子健是在雪蘭莪沙登新村長大的,那不如從沙登說起。
走上這條路,全是興趣使然。“先看有沒有興趣。比如Serdang,你要先了解這個字,你會看很多參考書,英國人寫的,馬新學者寫的,你會知道這是一種樹的名字,你也會知道吉打有一個Serdang(西嶺),雪蘭莪海邊有一個Sungai Serdang,柔佛新山有一個Sri Serdang,這樣你才有興趣瞭解為什麼如此多Serdang,你就知道以前這種樹到處都看得到。”
1824年,英國人發現Serdang有礦,“那應該是老沙登,當時洋人是寫Sirdang,客家人音譯成沙登。”雷子健簡略概括沙登地名演化史,“但‘沙登’是到1923年才出現,華人最早寫的是‘沙戥’,後來推崇簡體化,1938年又有‘沙丁’這個寫法。1949年組建新村Serdang Bharu,華文報才統一成‘沙登新村’。”
雷子健也在不同書籍瞥見“紗燈”、“施爾丹”、“西丹”等譯名,早期火車站牌卻是寫著“色丹”。
統一華文地名,為何耗時漫長?
從沙登一例,我們可以窺見馬來西亞華文地名的普遍現象:本地華文地名,絕大多數音譯自原有的馬來或英文地名,由此衍生出一地多名的眾聲喧譁。直至國家獨立,華文地名才開始趨向統一,演變成今天我們熟悉的模樣。
為何歷經數十年才有定調?
缺乏官方單位管轄,雷子健指出,最早的華文地名,並沒有一套規律可言。
“出現很多稀奇古怪的名字。像是知知港,早期他們喜歡在‘知’字前面加個口字旁,自己發明的,沒有這個字的;森美蘭的文丁,以前也寫作呅叮。”似乎這是祖輩區隔外來詞的做法。
有時,民間地名在文人看來不具格調,可他們取的名字不一定得到街坊喜愛。
以彭亨勞勿為例,坊間也曾冒出老活、老尉等譯名,學者如許雲樵、張禮千等人則主張“笠埠”二字,承載當地特色景象,“因為礦工會戴笠帽採礦,有意思。”但歷史最終並沒有選擇它,“很多老一輩的人都沒聽過笠埠這個名字。”
翻譯關乎字義,更常涉及發音,而各籍貫華人又有自己的方言,這下就更紛亂了。“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字,福建話和廣東話的發音完全不同。”
就像Segamat這座柔北重鎮,華社對於第三音節“mat”糾結甚多——廣東人叫昔加乜、昔加勿或昔加密;客家人寫昔加乜或昔加末;閩南人則主張昔加挽或昔加目。後來,粵、客群體逐漸靠攏“昔加乜”,閩南人始終偏愛“昔加挽”。隨著華語通行,新生代華人普遍接受的卻是“昔加末”。
媒體也扮演關鍵角色。“連一個州的首府Shah Alam,兩大華文報都不統一,一個寫沙亞南,一個寫莎阿南。民眾怎麼寫,端看他讀什麼報。”
桑田滄海,哪個地名被保留,哪個地名被遺棄,全是約定俗成的結果。
“一定是這樣的。一個地名要永久留下來,要看當地人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你官方用這個名字,人們也不管你。比如吉隆坡的Brickfields,華人就是喜歡叫它十五碑,而不是音譯成‘比利時菲爾德’,或意譯成‘磚場’,背後原因很難解釋。”
那些被消散遺忘的名字……
凡事都有例外,那可會有反過來的例子,以華社取的地名音譯而成的官方馬來地名?
雷子健只找到一個城鎮:柔佛永平。“在港主時代,那個地方叫永平港,後來把‘港’字拿掉,馬來文稱作Yong Peng。”至於霹靂太平,並沒有被他納入相同範疇,“Taiping是源於華語沒錯,寓意永久和平,但命名的是時任霹靂副參政司,而非華人。”
吉隆坡鬼仔巷則是近幾年躥起的稀有現象。翻閱馬來與英文報,皆以“Kwai Chai Hong”指稱這個打卡景點,完整保留粵語發音。
另有華馬雙語交織的官方地名,如雪蘭莪的Balakong(無拉港)。“Balak指樹桐,那裡本來有條河叫Sungai Balak;Kong則是源自客家話‘港’或‘江’的意思。無拉港以前是華人木頭商將樹桐運到加影的小碼頭。”但類似的例子不多。
當然,並非所有華社呼喚的地名,皆是音譯自馬來或英文字眼,但它們多已從集體記憶裡消散。
比如,頒佈緊急狀態前,雷子健的父親原是住在弓蕉園(客語香蕉之意),即今日綠野(The Mines)一帶。如今記得“弓蕉園”3個字的街坊已不多見。當年,另有一批遷入沙登新村的居民來自竹山凹,“因為那裡很多竹樹,現在叫做Kampung Malaysia。”
又如,“福隆港山下有個地方,華人叫分手凹,”事緣一群英國官員到福隆港度假結束後,在分手凹分道揚鑣,有者回去彭亨,有者回去吉隆坡。“這個名字現在沒人記得,只能在文獻裡找到。”
一個地名,開啟一個故事的鑰匙
說到文獻,為了追究地名正確來歷,雷子健經常翻閱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和澳洲檔案局史料,在老地圖和舊報章尋找蛛絲馬跡,來回核對。國土另一端,文史工作者蔡羽也說,除了閱讀相關書籍、捕捉老街坊的口述記憶,沉默佇立的老建築亦是考察地名重要的“史料”。
來自古晉的蔡羽,同是一名前新聞業者,10年前開始在古晉老街推動文化導覽。
一地多名的常態,在東馬也非例外,就連砂州州名也換過幾次寫法,從沙撈越、砂月勞越、砂勞越,到如今的砂拉越,箇中緣由難以釐清,終歸還是4個字——約定俗成。
有趣的是,蔡羽曾在百年古廟看見其他寫法。“古晉有座大伯公廟,或有200年曆史,門前的對聯牌匾明確寫著‘沙荖越’。”
詩巫也有一座大伯公廟,廟裡的徵信錄記載善男信女的捐款和來處,“你會看到,那些地名幾乎都是小鎮、鄉村的名字,卻有一批商家來自‘砂拉越’。”原來在1870年代以前,砂拉越曾是古晉舊稱,“後來布洛克家族攻城略地,砂拉越版圖逐步擴張。重新進行行政劃分時,原本叫做砂拉越的地區改稱古晉。”
常年推動老街導覽、撰寫地方研究文章,蔡羽深有感悟,這些日常隨手一抓的地名,都是開啟一個故事的鑰匙,“如果一個地方曾有5個名稱,就有5個故事。”
遺憾的是,地名的消失與更替,不只存於歷史,也是此刻正在發生的事。
雖說地名去留常是約定俗成的結果,但其中不乏握有權力的手介入攪動。
隨意更改,文史記憶還能延續嗎?
“古晉老街後方有塊山坡地,曾在19世紀末被拉者政府圈起來,用作蓄水區。後來因為水壓不夠,供水範圍不理想,就沒再用了。”約在1970年代,蓄水區改建成公園,叫蓄水池公園。未料幾年前,州政府動念整修,將它改名為團結公園。“我覺得很可惜,蓄水池公園的名字很特別,也是集體記憶,而團結公園這個名字很普通。”他說得直白。
近幾年,很多地方都有人投身社區改造。蔡羽認為,與其注入原本不屬於當地的DNA,不如挖掘每個地方原有獨特的DNA,以此為基礎去創造新的活力,訴說動人故事。“長遠來看,這才是比較聰明的做法。不一定每次都要把老地名改掉,這很草率。”
採訪期間,蔡羽隔著熒幕匆匆導覽古晉老街——甘蜜街封印著一個甘蜜興盛的時代,萬福路承載著一個華商發跡的故事……“你可以想像,這些街名如果有天被隨意改掉,裡頭的故事就斷了。地名是一個對文史記憶的重要提醒,是‘文獻’,也是有志研究地名者重要的指引。”
過去跑新聞的日子,也讓雷子健深有體會,每一方水土都有值得記載的故事。舟車勞頓換來的難得發現,很多時候不會給他帶來實際回報。不是沒聽過“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的嘲笑,但雷子健自有他堅持的理由。
“馬來西亞的每個城鎮都少不了華裔先民的血汗足跡,但這些痕跡早已被無情歲月沖洗,或在政治操弄下被扭曲或刪除。有多少人會在意這個潛在的文化危機?這絕非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的考證。地名是大地山河無痕歲月留下的符號,可以印證華人與這塊土地的親密關係,有時更是一塊與友族交流互動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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