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趣味／02】從眾聲喧譁到約定俗成──撿拾華文地名走過的往事
不同社群走在同一條路上，有時竟能同時踩踏出五六種華文地名。
一地多名，是追溯大馬華文地名起源時，無法忽視的普遍現象。這是為什麼呢？談論華文地名的演變歷程，雷子健提醒，我們不能抽離於其他族群和語言的脈絡之外，“談華文地名，不能只談華文地名。”紛亂的地名最終如何走向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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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去留，常是約定俗成的結果，為何有人又執著於撿拾那些早已甩出時間滾輪的名字？
離開新聞業，投入本地地名研究，至今已編撰《愛新村——雪州華人新村的美麗與哀愁》、《愛漁村——地圖上失落的海岸線》、《地名采風錄：一方水土一段古》等書；雷子健是在雪蘭莪沙登新村長大的，那不如從沙登說起。
走上這條路，全是興趣使然。“先看有沒有興趣。比如Serdang，你要先了解這個字，你會看很多參考書，英國人寫的，馬新學者寫的，你會知道這是一種樹的名字，你也會知道吉打有一個Serdang（西嶺），雪蘭莪海邊有一個Sungai Serdang，柔佛新山有一個Sri Serdang，這樣你才有興趣瞭解為什麼如此多Serdang，你就知道以前這種樹到處都看得到。”
1824年，英國人發現Serdang有礦，“那應該是老沙登，當時洋人是寫Sirdang，客家人音譯成沙登。”雷子健簡略概括沙登地名演化史，“但‘沙登’是到1923年才出現，華人最早寫的是‘沙戥’，後來推崇簡體化，1938年又有‘沙丁’這個寫法。1949年組建新村Serdang Bharu，華文報才統一成‘沙登新村’。”
雷子健也在不同書籍瞥見“紗燈”、“施爾丹”、“西丹”等譯名，早期火車站牌卻是寫著“色丹”。
統一華文地名，為何耗時漫長？
從沙登一例，我們可以窺見馬來西亞華文地名的普遍現象：本地華文地名，絕大多數音譯自原有的馬來或英文地名，由此衍生出一地多名的眾聲喧譁。直至國家獨立，華文地名才開始趨向統一，演變成今天我們熟悉的模樣。
為何歷經數十年才有定調？
缺乏官方單位管轄，雷子健指出，最早的華文地名，並沒有一套規律可言。
“出現很多稀奇古怪的名字。像是知知港，早期他們喜歡在‘知’字前面加個口字旁，自己發明的，沒有這個字的；森美蘭的文丁，以前也寫作呅叮。”似乎這是祖輩區隔外來詞的做法。
有時，民間地名在文人看來不具格調，可他們取的名字不一定得到街坊喜愛。
以彭亨勞勿為例，坊間也曾冒出老活、老尉等譯名，學者如許雲樵、張禮千等人則主張“笠埠”二字，承載當地特色景象，“因為礦工會戴笠帽採礦，有意思。”但歷史最終並沒有選擇它，“很多老一輩的人都沒聽過笠埠這個名字。”
翻譯關乎字義，更常涉及發音，而各籍貫華人又有自己的方言，這下就更紛亂了。“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字，福建話和廣東話的發音完全不同。”
就像Segamat這座柔北重鎮，華社對於第三音節“mat”糾結甚多——廣東人叫昔加乜、昔加勿或昔加密；客家人寫昔加乜或昔加末；閩南人則主張昔加挽或昔加目。後來，粵、客群體逐漸靠攏“昔加乜”，閩南人始終偏愛“昔加挽”。隨著華語通行，新生代華人普遍接受的卻是“昔加末”。
媒體也扮演關鍵角色。“連一個州的首府Shah Alam，兩大華文報都不統一，一個寫沙亞南，一個寫莎阿南。民眾怎麼寫，端看他讀什麼報。”
桑田滄海，哪個地名被保留，哪個地名被遺棄，全是約定俗成的結果。
“一定是這樣的。一個地名要永久留下來，要看當地人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你官方用這個名字，人們也不管你。比如吉隆坡的Brickfields，華人就是喜歡叫它十五碑，而不是音譯成‘比利時菲爾德’，或意譯成‘磚場’，背後原因很難解釋。”
那些被消散遺忘的名字……
凡事都有例外，那可會有反過來的例子，以華社取的地名音譯而成的官方馬來地名？
雷子健只找到一個城鎮：柔佛永平。“在港主時代，那個地方叫永平港，後來把‘港’字拿掉，馬來文稱作Yong Peng。”至於霹靂太平，並沒有被他納入相同範疇，“Taiping是源於華語沒錯，寓意永久和平，但命名的是時任霹靂副參政司，而非華人。”
吉隆坡鬼仔巷則是近幾年躥起的稀有現象。翻閱馬來與英文報，皆以“Kwai Chai Hong”指稱這個打卡景點，完整保留粵語發音。
另有華馬雙語交織的官方地名，如雪蘭莪的Balakong（無拉港）。“Balak指樹桐，那裡本來有條河叫Sungai Balak；Kong則是源自客家話‘港’或‘江’的意思。無拉港以前是華人木頭商將樹桐運到加影的小碼頭。”但類似的例子不多。
當然，並非所有華社呼喚的地名，皆是音譯自馬來或英文字眼，但它們多已從集體記憶裡消散。
比如，頒佈緊急狀態前，雷子健的父親原是住在弓蕉園（客語香蕉之意），即今日綠野（The Mines）一帶。如今記得“弓蕉園”3個字的街坊已不多見。當年，另有一批遷入沙登新村的居民來自竹山凹，“因為那裡很多竹樹，現在叫做Kampung Malaysia。”
又如，“福隆港山下有個地方，華人叫分手凹，”事緣一群英國官員到福隆港度假結束後，在分手凹分道揚鑣，有者回去彭亨，有者回去吉隆坡。“這個名字現在沒人記得，只能在文獻裡找到。”
一個地名，開啟一個故事的鑰匙
說到文獻，為了追究地名正確來歷，雷子健經常翻閱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和澳洲檔案局史料，在老地圖和舊報章尋找蛛絲馬跡，來回核對。國土另一端，文史工作者蔡羽也說，除了閱讀相關書籍、捕捉老街坊的口述記憶，沉默佇立的老建築亦是考察地名重要的“史料”。
來自古晉的蔡羽，同是一名前新聞業者，10年前開始在古晉老街推動文化導覽。
一地多名的常態，在東馬也非例外，就連砂州州名也換過幾次寫法，從沙撈越、砂月勞越、砂勞越，到如今的砂拉越，箇中緣由難以釐清，終歸還是4個字——約定俗成。
有趣的是，蔡羽曾在百年古廟看見其他寫法。“古晉有座大伯公廟，或有200年曆史，門前的對聯牌匾明確寫著‘沙荖越’。”
詩巫也有一座大伯公廟，廟裡的徵信錄記載善男信女的捐款和來處，“你會看到，那些地名幾乎都是小鎮、鄉村的名字，卻有一批商家來自‘砂拉越’。”原來在1870年代以前，砂拉越曾是古晉舊稱，“後來布洛克家族攻城略地，砂拉越版圖逐步擴張。重新進行行政劃分時，原本叫做砂拉越的地區改稱古晉。”
常年推動老街導覽、撰寫地方研究文章，蔡羽深有感悟，這些日常隨手一抓的地名，都是開啟一個故事的鑰匙，“如果一個地方曾有5個名稱，就有5個故事。”
遺憾的是，地名的消失與更替，不只存於歷史，也是此刻正在發生的事。
雖說地名去留常是約定俗成的結果，但其中不乏握有權力的手介入攪動。
隨意更改，文史記憶還能延續嗎？
“古晉老街後方有塊山坡地，曾在19世紀末被拉者政府圈起來，用作蓄水區。後來因為水壓不夠，供水範圍不理想，就沒再用了。”約在1970年代，蓄水區改建成公園，叫蓄水池公園。未料幾年前，州政府動念整修，將它改名為團結公園。“我覺得很可惜，蓄水池公園的名字很特別，也是集體記憶，而團結公園這個名字很普通。”他說得直白。
近幾年，很多地方都有人投身社區改造。蔡羽認為，與其注入原本不屬於當地的DNA，不如挖掘每個地方原有獨特的DNA，以此為基礎去創造新的活力，訴說動人故事。“長遠來看，這才是比較聰明的做法。不一定每次都要把老地名改掉，這很草率。”
採訪期間，蔡羽隔著熒幕匆匆導覽古晉老街——甘蜜街封印著一個甘蜜興盛的時代，萬福路承載著一個華商發跡的故事……“你可以想像，這些街名如果有天被隨意改掉，裡頭的故事就斷了。地名是一個對文史記憶的重要提醒，是‘文獻’，也是有志研究地名者重要的指引。”
過去跑新聞的日子，也讓雷子健深有體會，每一方水土都有值得記載的故事。舟車勞頓換來的難得發現，很多時候不會給他帶來實際回報。不是沒聽過“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的嘲笑，但雷子健自有他堅持的理由。
“馬來西亞的每個城鎮都少不了華裔先民的血汗足跡，但這些痕跡早已被無情歲月沖洗，或在政治操弄下被扭曲或刪除。有多少人會在意這個潛在的文化危機？這絕非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的考證。地名是大地山河無痕歲月留下的符號，可以印證華人與這塊土地的親密關係，有時更是一塊與友族交流互動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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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出生的毛姆，被誉为“故事圣手”，小说产量丰富，曾经是全球版税最高的作家，超过20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短篇小说《木麻黄树》有我们熟悉的雨林世界，故事情节也引人入胜。
1921年，一艘船只航行在婆罗洲的大河上，乘客有著名的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及其秘书兼同性伴侣赫克斯顿（Gerald Haxton），砂拉越第三代白人拉者梵纳为他们安排几位囚犯负责掌舵。突然之间，船只遇上滔滔的涌潮，结果不幸翻覆，船上各人意外掉落水中，并且在涌潮之间苦苦挣扎，试图游向岸边。
眼见毛姆就快支持不住，濒临溺毙，赫克斯顿不断从旁给予鼓励，要他千万不要放弃划动，最终他们在几名水手的协助下，顺利爬上一块漂浮在河面的床垫，然后划到岸边。很快的，有人划着独木舟过来，将他们救起送到邻近的达雅长屋中。这宗意外发生在砂拉越的鲁巴河，名为“梦娜”（Benak）的涌潮现象，是当地独特的地理景观。
在命悬一线之际，毛姆的脑海里曾经闪现过背弃伙伴的念头，这为他提供了一个灵感，写出〈黄色条纹〉（The Yellow Streak）这篇讽刺小说，故事的主人翁就是在类似的意外中抛弃同伴，结果同伴顺利逃过一劫，故事主人翁过后每次在同伴面前都被愧疚和心虚折磨着，表现了人性阴暗的一面。小说收入在《木麻黄树》（The Casuarina Tree）一书中。
揭开人性的阴暗面
1874年出生的毛姆，被誉为“故事圣手”，小说产量丰富，曾经是全球版税最高的作家，超过20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我一直对毛姆的婆罗洲游历深感兴趣，多年前也曾经撰写相关文章，近期完整读完《木麻黄树》中的短篇小说，作品中的雨林世界是熟悉的，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引人入胜，读罢掩卷赞叹于毛姆小说的魅力。
尽管是小说家言，而且其中的婆罗洲地名皆为杜撰，但我们依然可以透过毛姆笔下，窥探1920年代初的婆罗洲世界——雨林风光、达雅人、巴冷刀、马来短剑、纱笼、（米灵）祭祀仪式等；对于驻守各地的英国官员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描述，更是丝丝入扣，毫不留情揭露某些西方人的伪善嘴脸，以及在密林中做过的龌龊事。毛姆曾经撰文表示小说人物皆为虚构，但虚构人物的原型还是引人遐思。
〈环境的力量〉（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这篇小说，主人翁盖伊是某个内陆驻地分署的长官，在深山里经历了漫长的寂寞独居生活后，喜迎新婚妻子的到来，小两口在驻地的房子里过着甜蜜的生活，却因为一个达雅妇女和两个孩子的出现而打乱了一切，并且逐步揭开隐藏其中的秘密。
〈铁行轮船公司〉（P. & O.）写的是一个放弃婆罗洲种植园的英国人，准备返回故乡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却因为辜负婆罗洲的女人而遭到诅咒，最终在航程中逐渐死去，引起乘客的恐慌，流言四起。他的死固然触动人们的情绪，最后大家还是选择用一场圣诞舞会来遗忘一切，遗忘曾经短暂同行的一位新朋友，这一幕幕迫使一位遭遇背叛的女子重新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赴宴之前〉（Before the Party）和〈信〉（The Letter）分别揭示了两宗命案，让人看到身处异地的人性，可以扭曲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这大概也呼应了毛姆采用《木麻黄树》作为书名的原因，借由这种植物的特性来表现所谓的英国绅士在番邦异域的无所适从和阴暗面。
笔下的砂拉越
跳出小说以外，毛姆初次抵达砂拉越，沿着砂拉越河航行，他看到了什么？他是这么记录的：河口非常宽，两边都长着红树和聂帕榈（Nipah），浸在水里，被水冲刷着。郁郁葱葱的丛林后面，在更遥远的地方，碧蓝的天空映衬出崎岖山峦的深色轮廓。你一点都不觉得阴郁，也不觉得压抑，反而觉得开阔、自由，绿色植物在阳光下泛着光，天空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你好像是踏入一片友好而富饶的乐土。
在砂拉越期间，毛姆和赫克斯顿当然也走访古晋市集，他指出“集市由几条窄窄的街道组成，街道上有像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城市）地区那样的拱廊，每栋房子都是一个商店，可以看见里面挤满了中国人，过着中国城忙碌的生活，干活、吃饭、聊天”，然后毛姆提到“密集的人群中走过一个白人，这便是这里的管辖者。他永远都不会是身边这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中国人不闹事，乖乖缴税，他就不会管他们的闲事。他只是一个皮肤苍白的外人，穿行在现实中，像是外星来客”，这是他对驻守在婆罗洲的白人的观察。
必须一提的是，毛姆和赫克斯顿的到访，是得到砂拉越白人拉者梵纳布洛克及其夫人的欢迎的，因此这位大作家在砂拉越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段时日。及至1926年《木麻黄树》出版后，毛姆小说里面充满淫欲、贪婪、负心汉、冷酷等负面形象的白人主角，立马刺痛了南洋各地的英国统治者和官员，不止《砂拉越公报》抨击他，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等地的媒体也群起对他表达不满，认为毛姆将大家分享的生活故事大书特书，而且极尽丑化，是过火和不道德的行为。
无论如何，《木麻黄树》这本充满婆罗洲风情的小说，还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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