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 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

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

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

创作力旺盛

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

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 ，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

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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