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屆花蹤文學獎海外作家評審】 余光中：從變動當代，躍入永恆古典的詩人/楊宗翰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會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經驗之轉化——靈感從何而來”專題演講。這是他榮獲第8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後的活動，也是我最後一次跟他的近距離接觸。“花蹤”是由馬來西亞媒體《星洲日報》兩年一度的文學大獎，用來肯定優秀華文文學創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憶、陳映真、西西、楊牧等皆曾獲此殊榮。當時87歲的余光中語多幽默，聽眾反應熱烈，讓原本預定一小時結束的演講，變成延長為兩小時的活動。會後我還在臉書（Facebook）上開玩笑說：“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驚人。隨著詩人逝世，精彩的演講已不可能重現；但或許也是讓讀者再次閱讀、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學成績的最好時機。

我認為余光中的創作歷程中，“香港時期”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1974年他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擔任該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離港返臺定居。扣除回臺灣師範大學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這10年的“香港時期”誠如詩人自述，是他“一生裡最安定最自在的時期……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學生命裡佔的比重也極大”。余光中於文革後期抵達香港這“借來的時間，租來的土地”，深知此處無論在政治、語言、地理上，皆為“一個矛盾而對立的地方”。他時時北望而東顧，明瞭“新環境對於一位作家恆是挑戰，詩，其實是不斷應戰的內心記錄”，詩人對時局及環境之異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園麗景的江山之助，詩風與題材遂又見新變。

余光中的《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兩部詩集，正寫於“香港時期”。走過《蓮的聯想》開啟的“新古典”路線，余光中並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於傳統，反而用《敲打樂》及《在冷戰的年代》內的傑作證明，他始終懷有實驗的熱情，卻能出之以圓熟之詩貌。之後《白玉苦瓜》則將余光中作為現代詩人的位置推向顛峰，允為其創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詩集。《與永恆拔河》延續了《白玉苦瓜》所錄3大題材：一為懷鄉、二為詠物、三為述志，《隔水觀音》則在一貫的抒發鄉愁之思之外，增加許多對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3部詩集分別收錄了〈水仙操〉、〈漂給屈原〉及〈競渡〉，3首詩都在書寫屈原，亦與《楚辭》暗相呼應。但詩人充分發揮現代詩語言及結構之彈性，舍事蹟而就精神，賦老傳統予新思維：“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潔癖／一種高貴的絕症／把名字投在風中的／衣帶便飄在風中／清芬從風裡來，楚歌從清芬裡來”（〈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裡，風裡，水裡”（〈漂給屈原〉），以及將龍舟競賽與難民船偷渡兩事並置的〈競渡〉：“但堤岸上的觀眾正在喝彩／對著堤內的港灣，灣內的龍船／對著傳說中的悲劇／揹著上演中的悲劇”。

創作力旺盛

余光中不單欲以現代詩召喚古人面目，他在〈漂給屈原〉中先以“非湘水淨你，是你淨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繼以“亦何須招魂招亡魂歸去／你流浪的詩族裔／涉沅濟湘，渡更遠的海峽”展現出道統繼承，捨我其誰的睥睨之態。詩人的古典意識當然不會只展現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餘光中便在短短兩週內，先後完成三連作〈戲李白〉、〈尋李白〉、〈念李白〉，不難想見其創作力之旺盛。

自《白玉苦瓜》開啟了詩樂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謠體創作便獲得讀者高度認同。他從中國古典文學之意象、節奏、聲韻、詞彙、抒情方式中汲取資源，再加上留學美國時期接觸的西洋民謠跟搖滾樂 ，遂大力提倡“詩”與“歌”之結合，讓“以詩入歌”成為彼時臺灣民歌運動的重要特色。因為楊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詩作譜曲，〈鄉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紋身〉等作更為傳唱一時。《白玉苦瓜》中多采類似民謠的詩語言，重視句型、節奏與聲音效果，可歌復可吟，成功結合中西之長處，兼容詩樂之優點。

以懷鄉為主題的〈鄉愁〉或〈鄉愁四韻〉，固然長期享譽各地華文讀者圈；但我以為余光中彼時最具代表性的詩篇，實屬懷抱強烈古典意識，並願讓自己的生命形態及生存情境，疊合進入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者。其中傑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開篇：“五千年的這一頭還亮著一盞燈／四十歲後還挺著一支筆／已經，這是最後的武器”，全詩收束於“最後的守夜人守最後一盞燈／只為撐一幢傾斜的巨影／作夢，我沒有空／更沒有酣睡的權利”。詩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長河之中，以筆為最終武器，肩負起“守最後一盞燈”與“撐一幢傾斜的巨影”重責。不是宿命，沒有怨懟，因為〈白玉苦瓜〉已見詩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國寶上：“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猶帶著后土依依的祝福／時光之外奇異的光中／熟著，一個自足的宇宙”。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華文化菁華彷彿皆薈萃於其中，並藉助藝術之力讓它能夠“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詩人“光中”與之交疊契合，遂能從變動當代，躍入永恆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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