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鑑的津樑,翻譯家是文化交流互鑑的使者,也可以說是文明的播火者。“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翻譯對中國的思想啟蒙、文化新變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1908年魯迅先生髮表〈摩羅詩力說〉一文,裡面特別提出要“別求新聲於異邦”。魯迅先生親自投入到這“別求新聲”的工作,為新文化運動引入異域的火種。錢鍾書先生在〈林紓的翻譯〉中回憶“我自己就是讀了林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志異》以外另闢的世界。”他從一個角度印證了翻譯文學當時的影響。
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與外國文學的翻譯引進就像是一呼一應、一唱一和的關係。袁可嘉先生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劉碩良先生主持的灕江社“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雲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學叢書》成為那個時期很多作家的枕中秘籍,帶來陌生國度裡別樣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別樣的寫法,“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王小波在〈我的師承〉中一一列舉查良錚(穆旦)、王道乾、傅雷、汝龍等翻譯大家對自己文字風格形成的影響,他甚至並不諱言“假如中國現代文學尚有可取之處,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譯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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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翻譯從來就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業。但老一代翻譯家卻始終將這項事業視為豐富中國思想武庫、滋養中國文學創作的不可或缺的途徑。像董樂山先生譯《西行漫記》《第三帝國的興亡》,李文俊先生譯福克納,傅惟慈先生譯格雷厄姆·格林,都是如此。李文俊先生去世後,小說家阿乙說:“李文俊先生用畢生的精力投入到福克納作品的翻譯中,不但是讓福克納的作品,也是以自己的精妙譯筆,深刻影響到我們這些寫作者。李譯是我們讀者心中的燈塔。”
熱愛翻譯事業的李文俊
還記得2007年前後,我為加拿大女作家艾麗絲·門羅的《逃離》尋找合宜的譯者。朋友給我推薦了李文俊先生。說他喜歡門羅,譯過她的中篇名作《熊從山那邊來》。我去李先生家找他。他果然爽快地答應了。那時候門羅還沒有獲諾獎,李先生可以從容翻譯,我也得以從容編輯,對照原文讀李先生的譯本,時時為他理解的精準與傳達的精妙而歎服。如一個表示句中人物說話停頓的簡單小詞“now”,李先生會把握上下文語境,將其譯為“話說回來”,人物聲口,如見如聞。譯完《逃離》,李先生意猶未盡,問我還有沒有門羅其他的作品,他還願意翻譯。可見他有多麼喜愛門羅,喜愛翻譯事業。
李先生1月27日凌晨去世。過去的這個冬天,我們先後還送走了王智量、柳鳴九、郭宏安、楊苡等一批翻譯大家。2014年3月,傅惟慈先生去世,我寫過一首輓詩,結尾兩句是:“耆舊襄陽零落盡,去來無跡若為情。”這將近十年前寫的句子更像寫的是今天的事情。去來無跡,是翻譯大家牌戲人生的瀟灑。但文字有靈,會長留天地之間,津逮一代一代讀者、作者。燃燈人遠去了,但燈塔會依然矗立,召喚人們“到燈塔去”。
韓敬群簡介:韓敬群,生於1965年10月,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編輯圖書曾獲“五個一工程”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等。獲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優秀編輯)獎。曾被評為“中國十大出版人物”、“中國十大優秀出版編輯”。2023年入選“北京學者”。著有《編輯的光輝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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