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不再只是像马哈迪时代的政府控制新闻,而是有更多的主角,且是分散式的,有时也超出常理,更可能小至个人就足以影响政局和社会的如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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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把人工智能制造的虚假资讯列入第二大风险,而第三大风险则是社会和政治的极化。这是评估世界结构性威胁的权威报告。
来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资讯的传播已经不是过往传媒理论所论断的,尤其是在拿捏平衡监管与自由表达的界线方面。当前的法理和机制并无法完美地允许资讯自由的同时,也保障受众的权益,以及社会的善治。这促使各方反思如何确保自由原则和维护公共利益。
对于传播的治理,相关部门的尝试引发一些关心新闻自由的媒体人、学者、政客等人的质疑。有者认为,这是对民主信仰的挑战。事情比这个简单的判断来得更复杂。
首先,当前对人工智能传播的治理,在享有高度自由的欧美社会,也出现诸多的讨论,而且并没有单一的结论适用于所有社会。好多新的学术概念因应而生,主要为了更好地解释和理解正在发生的传播变化。然而,由于人工智能工具正在急速诞生,很多时候,那些概念其实也跟不上正在发生的发展和趋势。
国内的传播学者需要更快速地学习和消化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前沿理论及实例,而非死守那一套政治经济学的新闻自由。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不再只是像马哈迪时代的政府控制新闻,而是有更多的主角,且是分散式的,有时也超出常理,更可能小至个人就足以影响政局和社会的如常运作。
如今只要掌握最新的人工智能工具,口袋里有点小额预算,并稍微懂得传播途径,有政治意图,就可发布伤害他人,甚至社会的讯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掌握,随意更改图像、影视或音频。那些工具的收费低廉,配合谷歌和社媒的广告,个人和小团体可以制造舆论,影响决策。
国外的经典个案,除了俄罗斯影响美国的选举外,也出现另一案例,即乌克兰如何善用社媒平台来传播政见,并获得广泛的资讯主导权,进而取得强大的支持声音来支撑抗俄。不久前,以色列也运用谷歌付费广告来诋毁联合国救援机构。在区域政治中,美中角力的情况下,大小国家也利用叙事宣传来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和目标。一个国家可能成为全球舆论的受害者。
回到国内,我们正面对保守宗教排挤小团体甚至个人的威胁。根据学界的初步观察,处于少数的宗教极端团体和传教网红,正掌握了社媒传播之道,他们适时通过结合事实和虚构、避重就轻及选择性引导元素的故事,策略性地影响公众的意见、信仰和行为,将特定的道德信息或政治议程引入公共认知。他们创造的情感反应,也巧妙地影响了政治的决策。对于他们的作为,只有零星的讨论,目前还缺乏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报告。但是,他们持续地发挥影响力,把我国推向更保守的方向。
因此,对新传播的变革,法规的修正无可避免,以应对快速的变化。一位来自美国的专家建议,需要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监管机构来进行和协调全盘的计划。不能只以招商的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同时也须时效性地创建治理框架,以确保我们的社会不被半真半假或虚假和具有政治意图的资讯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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