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貧困憑自身努力往上爬 林添鑽司法界綻光芒

她提到，父母都是《星洲日報》的忠實讀者，這份報紙就是他們的信息來源，是每天必讀的讀物。

“父母受教育不多，但他們每天通過閱讀報紙來獲取知識，當時家庭經濟條件有限的原因，哥哥和姐姐都很早便開始工作，而我是家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林添鑽當年是在英國利茲大學取得法學士榮譽學位，並獲得林肯律師學院的執業資格認證，後於1993年取得西澳大學的法學碩士學位。

回國第一份工作在總檢署

從英國利茲大學畢業後，林添鑽歸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總檢察署。在這28年期間，曾任聯邦律師、高級聯邦律師、高級助理議會法案起草員、森美蘭州法律顧問、民事案件組副主任和法律修訂與法律改革專員。

她憶述，母親最初建議她前往新山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擔任實習律師，但她最終選擇進入政府部門，這決定是受到父親的影響，父親建議她在政府工作半年，積累人脈。

她回憶道，當年是時任總檢察長丹斯里阿布達立和已故霹靂蘇丹阿茲蘭沙面試她，順利通過面試後，她正式加入總檢察署。

初到總檢署不大受歡迎

她提起一件往事。當年由於她擁有海外留學背景且是非巫裔，初到總檢察署時不大受歡迎，屬於少數群體。

“大部分同事因接受政府獎學金而留在政府工作，因此我的背景和選擇引發同事的不解，畢竟在私人與公共領域的薪酬待遇存在差距。”

不過，林添鑽認為，相比起薪酬待遇，她之所以堅持多年在總檢察署工作，是因為她意識到總檢察署作為政府的法律顧問，能在國家事務和政府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樑角色。

當年選擇更符合理想

“在我的那個年代，實習律師的月薪300令吉，而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薪資則是1060令吉。雖然在私人領域實習期結束後薪酬會更高，甚至有機會成為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但我認為，當年選擇的道路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這是一輩子想做的事。”

上司是阿布達立
學習許多寶貴智慧經驗

加入總檢察署後，作為時任總檢察長丹斯里阿布達立的下屬，林添鑽學習到許多寶貴的智慧和經驗。

她表示，阿布達立總是在教導下屬，雖然阿布達立平時言語不多，但每次發言都極具分量，也讓她認識到作為總檢察署的一員，不僅是為政府提供法律意見，還需扮演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角色。

扮演人民與政府橋樑角色

“無論是華裔還是少數群體的身分，在總檢察署都不重要，關鍵在於如何將公眾與政府連接起來。”

她多次代表政府出庭，也曾與已故知名律師拿督斯里烏達瑪卡巴星就不同案件在庭上交鋒。

不過，她也說，儘管兩人在法庭上的立場對立，但卡巴星經常在開庭前詢問她對案件的看法，而在審訊期間，法官在律師陳述結束後也會詢問她的看法，體現無論是律師之間，還是律師與法官之間，都存在相互尊重與信任的關係。

與媒體建立良好關係
數十年仍記得記者名字 

此外，在總檢察署的職業生涯中，林添鑽與媒體工作者建立良好的關係，並表示，記者在她的職業生涯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她表示，當時每天都有5名記者坐在法庭後方的席位，仔細聆聽審訊過程。

採訪期間，儘管已過去數十年，林添鑽至今仍記得這些記者的名字，一一提到他們的姓名和所屬報館，可見她與記者建立了深厚友誼的關係。

林添鑽強調媒體記者的重要性，指出記者的中立性在於他們不會偏袒任何一方律師，同時能夠全面瞭解案件的背景以及不同法官與律師在處理案件的各種風格。

指記者是其教育者之一

她也說，通過與記者的交流，她認識到公眾責任的重要性，儘管記者並非法律專業出身，但能理解法律概念，準確向公眾傳遞信息，以幫助公眾瞭解法律程序和案件進展。

“記者成為了我的朋友，他們很重要，是我的教育者之一，讓我深刻地意識到公眾利益的重要性，並準確記錄審訊過程，將庭內信息傳達給公眾。”

50歲獲敦扎基邀請
接受挑戰任高庭法官

在總檢察署服務28年後，林添鑽獲時任聯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扎基選為高庭法官，曾為吉隆坡建築法庭首任法官。

她憶述，當時是邁入50歲時接到這份邀請，初時感到不安，畢竟從未擔任過做出裁決的角色，但她最終還是勇於接受這項挑戰，克服困難。

她認為，擔任法官需具備更高的能力和智慧，在不同級別擔任法官（高庭、上訴庭和聯邦法院），要求也有所不同，但無論在那種級別，做出根據法律和實情的正確裁決，都不是一件易事。

“作為法官，需要兼顧雙方的觀點，辨別論據的說服力，如果律師的陳述或論據不完整，法官必須具備勇氣和智慧，適時引導雙方做進一步的研究或提出關鍵問題，但同時確保不介入雙方各自代表的案件。”

做出裁決前習慣自我審視

她習慣自我審視，在腦海中與另一個自己對話，即便有了初步的決定，也會不斷提問自己，直到確認自己對所有問題獲得滿意的答案，才會做出裁決。

她感嘆道：“即使已經做出裁決，還要繼續檢查自己的決定，法官的角色並不容易。”

主審挑戰華淡小違憲案
“全以憲法角度裁決”  

談及曾經主審的非政府組織挑戰華淡小違憲一案，林添鑽表示，她將該案視為憲法問題，無關任何種族或語言。

“我關注的是憲法問題，案件引發關注和反響對我沒有影響，這不是問題所在，即便是馬來學校的問題，我也會做出相同的裁定，因為這是憲法的問題，我只關注它是否符合1964年法庭司法法令第96條文規定的門檻要求。”

林添鑽也說，在審理案件前，她都會進行詳細的準備工作，例如在處理上訴案件時，首先閱讀下級法庭的判詞，接著是律師的陳詞，以便獲得初步概念，下級法庭是否正確分析相關法律問題。

“法官不是單獨做出決定，法官之間會相互檢查提問，確保裁定的公正性。若有任何偏袒的跡象，律師也會提出法官退審的申請。”

聯邦法院三司於2月20日，以2對1多數票裁定，拒絕發出上訴準令予大馬伊斯蘭教育發展理事會（MAPPIM）和馬來作家聯盟（GAPENA），維持高庭和上訴庭的判決，即華小和淡小使用華文和淡米爾文作為教學媒介語符合聯邦憲法。

包括國外律師
積極參與司法培訓

在成為法官後，林添鑽也積極參與司法培訓，是大馬律師公會律師培訓者，也是國際律師培訓師學院的成員。

她參與的培訓範圍不僅限於吉隆坡，還包括哥打峇魯及國外地點，例如印度、香港、新加坡和英國。

她表示，通常會在週末安排培訓，儘管少有時間陪伴家人，但依舊認為培訓律師對司法界尤其重要。

盼激勵更多華裔女性成法官

“培訓工作始於敦扎基，他認為法官應當參與培訓。我自投入培訓工作以來也已經超過10年。對於我而言，法官不僅是法官席上聽取訴訟方的陳述，也有責任提醒律師更好地理解其職業責任。”

她也對女性法官人數較少的問題表示擔憂，雖然司法界存在許多優秀的女性人才，但華裔女性成為法官的人數是不足的，希望能激勵更多人成為法官。

需具備滿10年法律工作經驗
要有所作為需早入司法界

林添鑽認為，成為法官的年齡較大，往往導致其任期相對較短，要在法官崗位上有所作為，需要考量在更早的階段加入司法界，成為法官。

她指出，根據憲法，成為法官只需具備滿10年的法律工作經驗。

她以自身經歷為例，本身在總檢察署工作28年，隨後擔任法官的時間最長只有15年，若年滿24歲的年輕人在大學畢業後從事法律工作，那麼該名年輕人就能在34或35歲時可以成為法官，擁有長達30年的法官生涯。

“現在，許多法官只能任職約一半時間（約15年），這對司法機構不公平，這應做出調整，因為現在的情況是，法官在成為法官之前，需要有更長時間的執業經歷，可能這是司法不夠強大的原因。”

延長退休齡需慎重考慮
法官入職年齡才是關鍵

詢及青年及體育部長楊巧雙提出法官不應在60歲或65歲就退休的主張，並建議將法官的退休年齡提高到至少75歲時，林添鑽認為，延長法官退休年齡需要慎重考慮。

“如果延長法官退休年齡，就必須斟酌哪些法官的任期應延長，遺憾的是，這可能會有政治因素介入，以個人喜好來決定是否延續某法官的任期，這會出現很多問題。”

她認為，這問題不在於退休年齡，而是關於法官的入職年齡。

“因為憲法已準備好，為什麼我們要在他/她執業30年後才來遴選他/她成為法官？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此外，她表示，支持遴選具備多語言能力的司法人才成為法官。

現任職AIAC董事
籌備推動成立仲裁庭 

林添鑽目前在亞洲國際仲裁中心（AIAC）擔任董事，負責領導AIAC仲裁庭籌備委員會，推進仲裁庭的成立事宜。

她強調，仲裁庭在解決商業糾紛的重要性，認為這是企業之間解決爭端的有效方式，有助避免當事人訴諸法庭，畢竟企業通常都希望能低調處理糾紛。

“不要上法庭，不要去國外，我們可以在國內，通過AIAC仲裁庭解決糾紛，而且仲裁庭有人才，具備處理糾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