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病痛或意外突然降临,死亡、重病或长期失能摆在眼前,最难并非为自己做决定,而是为所爱之人做抉择。尤其对方无法表达意愿时,积极的治疗是他想要的吗?这么做是延续生命,还是延续痛苦?其实这些难题,大部分都可通过预立护理计划(Advanced Care Planning, ACP)解决,且不需要等到生命末期才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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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家人都很难开口说末期病情
无论是对患者、医生或家属而言,末期或临终病情的告知和讨论,都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
吉隆坡医院儿童安宁疗护专科顾问李知展医生以自身经验分享道:“母亲在确诊第四期肺癌时,医生当面再三强调‘知不知道自己癌症末期’?一时之间,我和她都无言以对。”医生的确有告知病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反复提及“末期”或“绝症”这类词语不仅毫无帮助,还会令患者和家属产生莫大压力。
“就算所患疾病无法治愈,也能通过安宁疗护照顾好患者的身心灵。以预期寿命只有3个月的晚期肺癌为例,研究已证明,接受安宁疗护的患者的整体存活率比未接受的更长。”
他表示,就算被判定生命末期了,也不代表只能回家干等。或许临床上尚未有能对抗这类疾病的治疗,那就先把疾病本身放一边,把照护的重点放在身心灵上。只要稍微改善表达方式,便能减轻患者和家属的恐惧和无力感。
预期性悲伤的过程
面对不可避免到来的死亡,患者可能会进入预期性悲伤(Anticipatory grief),并出现身体或情绪上的转变。其中包含:
1. 否认(Denial):不可能,一定是报告出错。
2. 愤怒(Anger):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
3. 讨价还价(Bargaining):只要让我多活几年,要付出什么都可以。
4. 沮丧(Depression):我什么都不想做,一切都没意义了。是不是我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才受到“报应”?
5. 接受(Acceptance):年纪大了就是要面对病痛的,知道生命必须继续前进。
可透过“RULER”技巧帮助患者调节情绪
李知展医生指出,这些情绪并不是单向的过程,患者有可能在一瞬间经历每个阶段,或是不断循环,其心声是十分复杂的。他建议照顾者通过“RULER”技巧厘清患者的心声,从而协助管理和调节情绪。
* 辨别(Recognize):觉察情绪。对方表达时未必带有精确的字眼,如愤怒、恐惧或伤心等,因此需要通过行为或身体变化、脸部表情、肢体语言和声音等作为线索。
* 理解(Understand):了解情绪的起因,而非马上反驳。
* 标记(Label):准确地标记情绪,或依据高低正负能量分类,能帮助有效进行情绪沟通,减少误解。
* 表达(Express):让对方尽情表达,想哭就哭,不要藏在心里。
* 调节(Regulate):尝试不同的方法和策略接受情绪。以往面对失去的缓解方法是否有效?其他方法如正念呼吸法、注意力转移等。
照顾者和患者都要正视自己的情绪
他解释,其实照顾者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患者看清自己的情绪。主要是聆听,再选择重复、总结或提出另一角度给他们。例如患者表示伤心时,避免回复“不要伤心”,而是表示听见他的悲伤了。因此,照顾者要避免将自己的想法或情绪加诸在患者身上。
“很多时候患者需要的是陪伴。身体上的陪伴是握手、拥抱等;而心灵上的陪伴,就是让患者从对方身上看见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李知展医生也提及,就算是每日与生死打交道的他,在获悉母亲病情时也难以接受,悲伤无助等情绪涌上心头,需要暂停工作好好倾诉一番才行。不过他也明白,压抑或逃避只会这些负面情绪在身体内“搞怪”。因此,发泄后的他选择振作,像是寻找资源、联系主治医生,讨论能如何帮助母亲等。
无论是患者或家属,面对猝不及防的消息,一定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情绪,而正视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基本上,安宁疗护机构都会提供心理或悲伤辅导服务,并教导有效的情绪管理方式。与此同时,也能减少生命末期照护路上的孤独感。
谈论“死亡”的时机很重要
如前文所述,因为知道死亡终将到来,人会害怕、悲伤。平日里对“死亡”这件事已是避而不谈,更何况是在生病时?更是有所避忌。然而,没有人能长生,与其在意外或疾病到来时措手不及,不如先好好计划与谈论。
如何与长辈启齿,是大部分人首先面临的挑战。慈悲安宁疗护基金会(Kasih Hospice Foundation)主席吴碧彬医生与李知展医生都认为,谈论的时机非常重要。若对方觉得避忌,就不要强硬地继续谈论。倘若长辈先开口,便是最佳时机,最重要的是聆听对方的想法,循序渐进。
李知展医生提及母亲主动开口的例子。“某天她说自己几十岁了,就算没有癌症多几年也可能离开。于是我就接下去谈了,例如‘妈妈你对住院有什么想法?’。她们有时答不出来,可给些具体的假设,像是‘如果必须进ICU、插管等,你想要吗?’、‘万一救回来却无法清醒,你怎么想?’等等。”
有时,患者还未做好心理准备,等一段时间他会主动开口;有时可能是当下的环境不合适,人多不自在;有时可能你并非“对的人”,他更想与另一个人谈。所以观察且抓住机会非常重要。
吴碧彬医生则表示,通常建议在黄昏时刻谈论后事,此时人处于比较感性的状态。举例,孩子可主动提起自己参加了有关生死的课程,了解能预先计划会更好,惟不清楚父母更喜欢怎样的模式,所以才和他们讨论。
“长辈刚参加了亲友的葬礼回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孩子可试探地问,觉得刚才的葬礼如何?太隆重或太简单?比较喜欢哪一种?甚至如果表达了对金钱方面的担忧,可以带他们一起了解预付的殡仪配套等。”
另外,长辈在翻阅报章看见讣告时,也可由此展开有关遗照的话题。“像是问他们觉得这样的照片好看吗?用身分证的照片会比较模糊,想要拍一张新的吗?或想用年轻的照片?孩子也可提议每年拍一张照片,让他们穿上喜欢的衣服、打扮一番。”吴医生补充:“带父母出国需要办签证时,也是带他们去照相的好契机。”
如今不仅是“大头照”,一般生活照也可当作遗照,手机也可拍摄出很好的照片。主要留意角度为单独正面,人像大且明显,画面清晰和解析度高即可。
让患者决定自己生病时想要被如何照顾
在医院里,不难看见因病情严重而失去沟通能力的患者,由于亲人们无从得知其意愿,在医疗决策上出现争执,严重还导致家庭失和。
举例而言,七旬父亲因脑出血昏迷在加护病房数月,虽然生命得以保住,但被医生宣告为“植物人”,恢复清醒的希望渺茫,持续住院的费用不小。面对此景,无论孩子选择放手与否,都可能承受着“不孝”和“内疚”等心理压力。就算一人表示父亲曾说不要继续救治,另一人也可能问是否有证据?
对此,吴碧彬医生表示,预立护理计划(Advance Care Plan,ACP)能够很好地避免这些情况。所谓ACP,是个人为自己将来可能失去决策能力的情况,在具有清楚意识时,为自身的医疗处置预做的规划。过程中,患者可以思考自己对生命尽头的价值观和信念,选择想要和不想要的医疗照护方式。不仅如此,ACP还能减轻亲人为自己决定时的负担和挣扎。
目前,ACP在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都受到法例保护。以邻国为例,不仅限于生命末期患者,21岁以上的成人就能够制订ACP,在专业辅导员帮助下完成后,ACP会出现在全国电子医疗纪录中。
“如今大多数的安宁疗护团队上门服务时都会带着ACP的表格。虽然这在我国还不具法律效应,但医生会据此尊重患者的意愿。”她强调:“不必担心医生会因此‘见死不救’,我们必须遵循医学伦理和道德规范,若判定还有存活机会就一定会救治。譬如心脏骤停的话便会采取心肺复苏术(CPR);但若是严重中风,救治后生活也无法自理或言语等,就需要询问家人意见。若患者已经设立了ACP,那就很好办了。”
其实ACP的内容不仅限于医疗决策和身后事。吴医生举例,“患者昏迷或临终时想要获得什么宗教的帮助?想听他熟悉的宗教诵经或圣歌?想要见谁?许许多多的细节都可记录在内。”
简单而言,ACP是将自主权还给患者,让他们决定自己生病或临终时想要被如何照顾。吴碧彬医生指,立遗嘱当然也很好,只是通常会等到丧事办完才拿出来看。曾经就有孩子在看遗嘱才得知长辈生前已买好福地,他们却在不知情情况下将长辈安葬在另一处的窘境。
在安宁疗护中,如何让患者走得有尊严,减少离世所承受的痛苦很重要。不过,让一个人在治疗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自主自己的生命,也是不容忽视的课题。无论今日是否要制订ACP,家人之间愿意展开相关讨论,分享自身对生命的想法,便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来了解什么是预立护理计划(Advance Care Plan,ACP)
生活事项与反思
* 对自己很重要且有意义的人事物:重要的人生价值观、人际关系、热爱的活动和嗜好。
* 如何看待生命长短和品质?
* 有生之年希望能实现的愿望?
* 决策代言人,在无法表达医疗意愿时传达选择。
首选治疗方案
* 如何看待生命尽头,什么情况下接受延长生命治疗?
* 若患有不可逆转的重症,对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
-减轻疼痛不适,在康复机会不大情况下有尊严离世?
-尝试所有治疗方案,包括心肺复术、人工呼吸器辅助、人工喂食、药物治疗等?
* 对于维持生命疗程的顾虑是:
-担心得不到充分的治疗或太多的治疗?
-何时停止?例:历时太久 / 治疗费用太高 / 出现其他并发症 / 难以忍受的病痛 / 对家庭造成负担
* 希望接受照护和临终地点:医院、社区医院、疗养院、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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