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读书／04】现代说书人｜黄康伟： 买书 读书 说书， 寻找社会的另一可能

黄康伟自认是“社会观察者”，他爱阅读，工作之余也办读书会、说书会，偶尔把一些议题的讨论与思考集结成小志（zine）。他第一次参加读书会是在新纪元学院（当时尚未升格大学学院）。老师曾丽萍导读的是《现代性》，“科普类的书籍，对我来说非常吃力，很多概念没有办法思考。”

读书会约四五人，老师导读，但所有成员不只是听而已。一到两周一次的读书会，大家要事先准备负责的章节，摘要报告给大家。黄康伟第一次体验到，读书再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的事。大家共同阅读一个读本，即使有不同的关心、焦虑，可以互相交流，思考读书的意义是什么。

轮到自己办读书会，是在台湾继续念研究所后。2016年，他在异乡开办了“莱佛士花读书会”。这与前一年参加学生运动，烈火般的青春有关系……

进入学院后，黄康伟加入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DEMA）。后来他到台湾继续双联课程，趁暑假回国赶上了净选盟4.0集会。2015年正是时任首相纳吉卷入1MDB丑闻，学运伙伴于是趁示威集会当儿，在国会大厦前发起“占领行动”。

他们从国家银行一路示威游行到国会大厦前，占领并过夜。31小时后，他们被警方逮捕，送往增江扣留所。“我明确感受到一个威权政府怎样迫害人民，一个人的人权是可以随时被当权者瓦解掉。”

黄康伟记得，所有财物都被清点和没收保管，换上橙色扣留服。他们被警方唤作“Parlimen”（国会），代表就是那群占领国会的人。“我觉得好像被剥夺了原来的身分，我再也不叫黄康伟。”

扣留所隔间里，一个印度黑帮大佬问他时间，他也答不上。在扣留所是没有时钟的，作为每天恪守时间的现代人，他的名字和时间感都被剥夺了。他想起傅柯的《必须保卫社会》，是不是为了保卫社会的大多数，就把被认为异类的人全部排除，关进小小的扣留所？

他还想到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独裁者墨索里尼把葛兰西关进监狱里，是为了让那颗脑袋停止运作20年。他觉得，那个政权把他们关进扣留所，是不是也在迫使他们停止思考，好继续维护极权和专制？

办读书与说书会 在阅读中寻找答案

壮烈的暑假结束，黄康伟赴台继续升学念研究所。社运的经验非常疲累，让他对马来西亚感到很多不安，但人又在遥远的台湾。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接近这块土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阅读，所以2016年开始组织了‘莱佛士花读书会’。”

取名“莱佛士花”有其反叛意味。黄康伟解释，莱佛士是殖民者，莱佛士花是恶臭的花，“把这两个东西连结起来，在讲殖民者怎样榨取我们。所以我们是透过一种‘反省我们被榨取’的方式，去思考马来西亚。”

远在台湾的几位大马留学生组织起来，透过阅读反思，选书注重马来西亚史。他们读还没有资本主义，到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因为殖民者进来而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简而言之，透过阅读理解时空变化，来梳理马来西亚的现况。他们也选读左翼书籍，例如刚过世的赛胡先阿里的《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希望透过不同的视角去理解这块土地。

2019年毕业回国，在商务印书馆邀请下，与同样是爱书人的黄麒达一起主持说书会，讲《中华秩序》。说书会与读书会截然不同。读书会，大伙准备各自读书报告，再一起讨论；说书要挑出书本最想表达的重点或亮点，分享给参与者。

他用篮球赛比喻，球员运球、传球、得分就像透过阅读寻找答案的过程。参与说书会像观赛，不用下场打球，看说书人分享即可。读书会的话，每个参与者都要化身球员，一群人一起配合得分，讨论阅读心得。

说书会并非类似网络速食文化“几分钟看电影”。黄康伟认为，说书人的工作是推荐阅读，让读者发觉更多细节，了解作者想表达什么。“要抛出‘为什么要读这本书的出发点’，这点怎样让读者有共鸣，是说书会最困难的部分。”

“阅读还是很重要，不能只是讨论而已，要真诚地阅读，真诚地对知识有更多求教，那才是说书会、读书会最主要的目的。”

读书让情绪找到出口

黄康伟的阅读核心领域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民主转型等。开启社会学大门也和过去的人生经历有关。2007年新山攫夺匪猖獗，当时还是高中生的他也被攫夺过。是贫富悬殊吗？还是政治不稳定？他开始阅读报章杂志去寻找答案。当年的文学杂志《蕉风》（497期）的一篇文章写到，新山被封为“国境之南，罪恶之城”，吸引了他。

高中毕业后到电子厂打工当“马劳”。凌晨4时30分搭上蓝色厂巴出发过海到对岸，7时30分开始12小时工作，下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时、10时。高中刚毕业的他，天天重复同样的工作，不时被主管骂，有很多愤怒和委屈。

“是后来透过很长时间，到学院、大学、研究所念书，才可以把这个愤怒消化掉，去理解、明白我的痛苦、愤怒。”黄康伟说，“这个事情让我‘还是要读书’，读书才可以去化解那个愤怒，而不是让它停留在情绪而已。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马劳”的劳动经验像是碎片分散在脑中。“在我念书时碰到劳动相关的书籍，很容易调动这些记忆和情绪。”他特别记得，手机壁纸设成一颗太阳，因为大家都是早班或晚班，很难看见太阳。

“大家的脸色都很苍白，没有血色。我难以理解那个面貌，为什么我们可以为了工作，把生活变得好像绞肉机，我们的肉体整个变成商品卖出去，生活变得一团模糊。”黄康伟觉得在工厂工作最可怕的是，装配了那么多商品，却没有把自己装配成一个完整的人。

上大学时，老师推荐他阅读了王爱华的《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讲的是1970年代马来西亚女工的劳动过程。他读到，退无可退的时候可以用hysteria（歇斯底里）的方式来集体对抗。

“这让我觉得好像可以有个出口，把过去很多的委屈、不满愤怒去解毒出来。”黄康伟强调不是阅读的“读”，而是毒素的“毒”。阅读让他不再只有负面情绪，而是可以去正面理解自己过去的经验，甚至希望去改善、改变它。

将每把声音集结成文字 制成小志

读书会是集体阅读和思考，下一步是把讨论的思绪集结成文字，制成小志。例如在学院时期的《学运报》；留台是在“境外生权益小组”结识的各国朋友依然关心各自国家的社会运动，于是策划了《HUB 社运志》，分别有台湾、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四本。2018年509大选，政权首次更迭，莱佛士花读书会在台召集留台生举办论坛，讨论各种议题，将精华集结成《黑手指变天》。

黄康伟最喜欢的则是2021年出版的《于是民主Gostan了》。2020年喜来登政变以后，马来西亚马上陷入冠病疫情，慕尤丁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和伙伴讨论，民主从转型到倒退，要怎样面对国家的未来？

《于是民主Gostan了》的封面是一艘小纸船，不知哪里是船头，看似要流向巨兽的嘴里。这反映了黄康伟和伙伴当时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会倒退？为什么大家的船头方向是不一样的？
每本小志，黄康伟都摘录一句没署名的话：究竟成功或失败，并没有关系，至少我做了努力。希望年轻一代会遵循我走过的路并将它发展完善。我深信社会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火焰绝不会熄灭。

他希望读者一起来解读是谁留下来这一句话，“它不断激励我们寻找马来西亚，或这个社会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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