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要讀書／04】現代說書人｜黃康偉： 買書 讀書 說書， 尋找社會的另一可能

黃康偉自認是“社會觀察者”，他愛閱讀，工作之餘也辦讀書會、說書會，偶爾把一些議題的討論與思考集結成小志（zine）。他第一次參加讀書會是在新紀元學院（當時尚未升格大學學院）。老師曾麗萍導讀的是《現代性》，“科普類的書籍，對我來說非常吃力，很多概念沒有辦法思考。”

讀書會約四五人，老師導讀，但所有成員不只是聽而已。一到兩週一次的讀書會，大家要事先準備負責的章節，摘要報告給大家。黃康偉第一次體驗到，讀書再也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的事。大家共同閱讀一個讀本，即使有不同的關心、焦慮，可以互相交流，思考讀書的意義是什麼。

輪到自己辦讀書會，是在臺灣繼續念研究所後。2016年，他在異鄉開辦了“萊佛士花讀書會”。這與前一年參加學生運動，烈火般的青春有關係……

進入學院後，黃康偉加入馬來西亞青年與學生民主運動（DEMA）。後來他到臺灣繼續雙聯課程，趁暑假回國趕上了淨選盟4.0集會。2015年正是時任首相納吉捲入1MDB醜聞，學運夥伴於是趁示威集會當兒，在國會大廈前發起“佔領行動”。

他們從國家銀行一路示威遊行到國會大廈前，佔領並過夜。31小時後，他們被警方逮捕，送往增江扣留所。“我明確感受到一個威權政府怎樣迫害人民，一個人的人權是可以隨時被當權者瓦解掉。”

黃康偉記得，所有財物都被清點和沒收保管，換上橙色扣留服。他們被警方喚作“Parlimen”（國會），代表就是那群佔領國會的人。“我覺得好像被剝奪了原來的身分，我再也不叫黃康偉。”

扣留所隔間裡，一個印度黑幫大佬問他時間，他也答不上。在扣留所是沒有時鐘的，作為每天恪守時間的現代人，他的名字和時間感都被剝奪了。他想起傅柯的《必須保衛社會》，是不是為了保衛社會的大多數，就把被認為異類的人全部排除，關進小小的扣留所？

他還想到葛蘭西的《獄中札記》。獨裁者墨索里尼把葛蘭西關進監獄裡，是為了讓那顆腦袋停止運作20年。他覺得，那個政權把他們關進扣留所，是不是也在迫使他們停止思考，好繼續維護極權和專制？

辦讀書與說書會 在閱讀中尋找答案

壯烈的暑假結束，黃康偉赴臺繼續升學念研究所。社運的經驗非常疲累，讓他對馬來西亞感到很多不安，但人又在遙遠的臺灣。什麼樣的方式可以更接近這塊土地正在發生的事情？“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閱讀，所以2016年開始組織了‘萊佛士花讀書會’。”

取名“萊佛士花”有其反叛意味。黃康偉解釋，萊佛士是殖民者，萊佛士花是惡臭的花，“把這兩個東西連結起來，在講殖民者怎樣榨取我們。所以我們是透過一種‘反省我們被榨取’的方式，去思考馬來西亞。”

遠在臺灣的幾位大馬留學生組織起來，透過閱讀反思，選書注重馬來西亞史。他們讀還沒有資本主義，到有資本主義的社會，因為殖民者進來而變成今天這副模樣。簡而言之，透過閱讀理解時空變化，來梳理馬來西亞的現況。他們也選讀左翼書籍，例如剛過世的賽胡先阿里的《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希望透過不同的視角去理解這塊土地。

2019年畢業回國，在商務印書館邀請下，與同樣是愛書人的黃麒達一起主持說書會，講《中華秩序》。說書會與讀書會截然不同。讀書會，大夥準備各自讀書報告，再一起討論；說書要挑出書本最想表達的重點或亮點，分享給參與者。

他用籃球賽比喻，球員運球、傳球、得分就像透過閱讀尋找答案的過程。參與說書會像觀賽，不用下場打球，看說書人分享即可。讀書會的話，每個參與者都要化身球員，一群人一起配合得分，討論閱讀心得。

說書會並非類似網絡速食文化“幾分鐘看電影”。黃康偉認為，說書人的工作是推薦閱讀，讓讀者發覺更多細節，瞭解作者想表達什麼。“要拋出‘為什麼要讀這本書的出發點’，這點怎樣讓讀者有共鳴，是說書會最困難的部分。”

“閱讀還是很重要，不能只是討論而已，要真誠地閱讀，真誠地對知識有更多求教，那才是說書會、讀書會最主要的目的。”

讀書讓情緒找到出口

黃康偉的閱讀核心領域集中在社會學、政治學、民主轉型等。開啟社會學大門也和過去的人生經歷有關。2007年新山攫奪匪猖獗，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也被攫奪過。是貧富懸殊嗎？還是政治不穩定？他開始閱讀報章雜誌去尋找答案。當年的文學雜誌《蕉風》（497期）的一篇文章寫到，新山被封為“國境之南，罪惡之城”，吸引了他。

高中畢業後到電子廠打工當“馬勞”。凌晨4時30分搭上藍色廠巴出發過海到對岸，7時30分開始12小時工作，下班回到家已經是晚上9時、10時。高中剛畢業的他，天天重複同樣的工作，不時被主管罵，有很多憤怒和委屈。

“是後來透過很長時間，到學院、大學、研究所念書，才可以把這個憤怒消化掉，去理解、明白我的痛苦、憤怒。”黃康偉說，“這個事情讓我‘還是要讀書’，讀書才可以去化解那個憤怒，而不是讓它停留在情緒而已。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馬勞”的勞動經驗像是碎片分散在腦中。“在我念書時碰到勞動相關的書籍，很容易調動這些記憶和情緒。”他特別記得，手機壁紙設成一顆太陽，因為大家都是早班或晚班，很難看見太陽。

“大家的臉色都很蒼白，沒有血色。我難以理解那個面貌，為什麼我們可以為了工作，把生活變得好像絞肉機，我們的肉體整個變成商品賣出去，生活變得一團模糊。”黃康偉覺得在工廠工作最可怕的是，裝配了那麼多商品，卻沒有把自己裝配成一個完整的人。

上大學時，老師推薦他閱讀了王愛華的《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講的是1970年代馬來西亞女工的勞動過程。他讀到，退無可退的時候可以用hysteria（歇斯底里）的方式來集體對抗。

“這讓我覺得好像可以有個出口，把過去很多的委屈、不滿憤怒去解毒出來。”黃康偉強調不是閱讀的“讀”，而是毒素的“毒”。閱讀讓他不再只有負面情緒，而是可以去正面理解自己過去的經驗，甚至希望去改善、改變它。

將每把聲音集結成文字 製成小志

讀書會是集體閱讀和思考，下一步是把討論的思緒集結成文字，製成小志。例如在學院時期的《學運報》；留臺是在“境外生權益小組”結識的各國朋友依然關心各自國家的社會運動，於是策劃了《HUB 社運志》，分別有臺灣、中國、香港和馬來西亞四本。2018年509大選，政權首次更迭，萊佛士花讀書會在臺召集留臺生舉辦論壇，討論各種議題，將精華集結成《黑手指變天》。

黃康偉最喜歡的則是2021年出版的《於是民主Gostan了》。2020年喜來登政變以後，馬來西亞馬上陷入冠病疫情，慕尤丁政府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他和夥伴討論，民主從轉型到倒退，要怎樣面對國家的未來？

《於是民主Gostan了》的封面是一艘小紙船，不知哪裡是船頭，看似要流向巨獸的嘴裡。這反映了黃康偉和夥伴當時的想法：為什麼我們會倒退？為什麼大家的船頭方向是不一樣的？
每本小志，黃康偉都摘錄一句沒署名的話：究竟成功或失敗，並沒有關係，至少我做了努力。希望年輕一代會遵循我走過的路並將它發展完善。我深信社會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火焰絕不會熄滅。

他希望讀者一起來解讀是誰留下來這一句話，“它不斷激勵我們尋找馬來西亞，或這個社會的另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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