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川成也教授.形成日本信用的資本―政府開發援助（ODA）70年
日本的ODA在亞洲受到很高的評價。在2023年11-12月實施的“東盟對日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對於“你認為日本在國際社會的開發合作（包括ODA）中發揮了多大的重要作用”這一提問，回答“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有些重要的作用”的人上升到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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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10月,日本向世界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將迎來70週年。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從1960年到2023年日本累計實施ODA總額為6384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的ODA以基礎設施為中心，主要提供給亞洲。日本的ODA為亞洲的經濟增長和消除貧困做出了貢獻。
據亞洲開發銀行（ADB）2017年發行的報告書《滿足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記述，以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的ODA，填補了發展中國家的資金不足，為經濟發展和消除貧困做出了貢獻，日本的ODA通過提供高質量的基礎設施、技術轉讓、人才培養，促進了可持續發展（注）。1981年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貧困人口比率（2017年購買力平價2.15美元/天，）從82.6%到2022年下降到的1%。
日本的ODA在亞洲受到很高的評價。在2023年11-12月實施的“東盟對日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對於“你認為日本在國際社會的開發合作（包括ODA）中發揮了多大的重要作用”這一提問，回答“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有些重要的作用”的人上升到84%。
日本的ODA，在70年的歷史中，並非經常受到高度的評價。ODA會因為周圍的輿論和環境而變化，被不斷重新審視。日本的ODA原本是以加入於1950由英國主導年建立的經濟合作計劃“科倫坡計劃”為開端。科倫坡計劃在支持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旨在在冷戰時期防止共產主義勢力的滲透，將其引入自由主義陣營。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對於1951年簽署《舊金山和約》恢復主權和希望迴歸國際社會的日本來說，科倫坡計劃是以賠償以外的形式與亞洲國家重建關係的寶貴手段。另外，“附加條件”是通過日本的賠償和經濟合作籌措的物資、勞務要限定來自日本，這直接給日本企業帶來收益。
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ODA經常被受援助方國民批判為“只優先考慮本國的經濟利益”。還有，由於日本企業接受項目訂單，與獨裁國家較多的受援國的政府高官和有勢力者建立了不透明的關係，形成了貪汙和勾結的土壤。這些日本企業的行為也被稱為“經濟動物”，也是1974年田中角榮首相訪問東南亞時，遭受到反日示威和暴動的原因之一。
回顧過去的經歷，日本在1992年制定的第一個“ODA憲章”中，作為獨自且積極的援助的基本方針，除了明確“非軍事性”、“環境關懷”、“支援受援國的自助努力”之外，還逐漸廢除附帶條件的援助，轉變為推進“不附帶條件的援助”的方針。由此，受援國可以自由選擇其他國家的技術和產品，提高了日本ODA的透明性和國際評價。
近年來，隨著國際環境和價值觀的變化，日本的ODA正在變質。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日本謀求作為戰略外交工具重建ODA。2015年將ODA憲章改為《發展合作憲章》，“ODA的國際合作應該為日本自身的安全保障和國家利益做出貢獻”的理念被編入其中。
另外，2023年還進一步修改了該憲章，導入了不等待對方國家的邀請，從日方推出“提供型”的支援，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合作領域，活用日本企業擁有的技術力量等，強化官民合作。
現在，為了進一步吸引民間資本向發展中國家投資，ODA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的一部分國家風險實施保障等，正在探討將ODA作為“催化劑”加以利用。
由於地緣政治因素和日本的財政窘境，不難理解不得不把重心放在“日本國家利益和利用民間資金”上。但是，“關切對方國家”的日本ODA，是日本形成“信用”的資本，絕對不能讓其受損。
（注）“特別是來自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在支援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開發方面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ODA填補了國內資源不足國家的資金差距，支援著對民間投資者來說短期不太有魅力的項目。”
Seiya Sukegawa: Japan’s trust-building funds: 70 years of 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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