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从“法、理、情”解决优大被追税课题
追税行为必须在合法性、合理性和合乎情理三方面取得平衡，才能被广泛接受。如今优大及优大教育基金会已经做出合理解释，我们希望首相及财政部能够出面解决，不要将教育课题泛政治化，进而连锁反应的伤害华人兴办的其他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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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学（优大）被内陆税收局追税8300万令吉引起华社哗然。于法尚有争议，于情于理也讲不通；在大马办教育不容易，从小学、独中到民办大学，几乎多靠华人社会捐款支持，华人戏称这是向政府诚实缴税之外的“第二税赋”；前者是尽国民义务，后者则是华人心目中的社会责任和维系华文教育的历史使命。
所以，难怪华人对优大被追税一事反应激烈。一间为国家作育英才，非营利的教育机构突然被追税，显得不合情理。优大为什么成立？因为华人进入公立大学有固打制的入学名额限制、私立大学收费昂贵，所以华社才会被迫成立不可能赚钱的拉大、优大、新纪元及南方等高等学府，目的是培养人才不为盈利。所以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陈洺臣也呼吁，政府应该考虑民办教育的辛苦，给予税赋减免。
我们就说清楚一点，优大下设有优大教育基金会与拉曼大学两个机构。副财长林慧英称，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令》优大教育基金会自2003年7月1日获得的免税地位至今仍然有效，而拉曼大学则从未申请免税地位。但20多年来相安无事，怎么突然会被追税？
内陆税收局说：“优大教育基金会的收入免税，但优大的收入必须邀税，因两者属于独立机构。”但常识告诉我们，优大是大学；优大教育基金会是非营利组织，在法律上它为优大提供资金、负责管理优大，也拥有优大，基金会就是为优大而成立，所以两者是一体的。
这如同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所言，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与优大犹如连体婴，本就为一体，所以马华无法苟同两个机构被指称属于不同个体的说法。魏家祥解释说，优大是由优大教育基金拥有，是一间担保责任有限公司，是一家非盈利机构，所以两者皆享有免税的地位。况且，基金会和优大成立至今20多年，一直遵守政府的既定规定，每年如期向相关单位呈报相关资产，也通过当局的审核，一直相安无事。
今年6月，内陆税收局突然去函称，优大不享有免税条件。魏家祥表示不认同内陆税收局的追税行动，也已针对此事做出解释和上诉，目前仍等待上诉结果。首相安华对此事知之甚详，但协商结果不如预期，事件才会曝光。
魏家祥表示，希望首相尽快对优大被追讨税务事宜做出决定。他透露，已针对此事两度面见安华，因为内陆税收局的行动，只有首相兼财长有权力撤销或推翻金额高达8300万令吉的追税与罚款行动。
“优大被追税”涉及的核心问题，应在法、理、情三者中如何平衡？
其一，于法（合法性），如前所述，追税理由有些牵强，因为已经厘清优大与优大教育基金会的关系，优大并没有违反法令而未依法缴纳应缴税款，所以不存在不当申报、遗漏报税等情况，追税与罚款行为是存有瑕疵的。
其二，于理（合理性），优大的成立并非以营利为目的，内陆税收局是否合理考虑相关机构成立的历史背景、目的，以及这些年来是否涉及违法行为？税收局是否曾经追踪或提前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如果没有，8300万的追税行为对并非刻意隐瞒事实的优大而言，过于严厉。何况税收局未充分考量法律上的瑕疵（或定义不清），以及纳税人可能面临的困难，必定会引发争议。合理的税务追讨应该平衡政府收税需求与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营，如果强向优大追税与罚款的结果，当然会有被泛政治化的联想。
其三，于情（合乎情），从华人的感受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看，优大与优大教育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教育；营运资金不少来自社会捐款、帐目清楚、服务对象多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为国家培养众多人才，可以说充分尽了组织机构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此时，采取有争议的法条进行巨额追税，不酌情考虑具体情况，可能陷优大于困境。
综合来看，追税行为必须在合法性、合理性和合乎情理三方面取得平衡，才能被广泛接受。如今优大及优大教育基金会已经做出合理解释，我们希望首相及财政部能够出面解决，不要将教育课题泛政治化，进而连锁反应的伤害华人兴办的其他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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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社会，没有人可以扮演道德和宗教警察，强加自身的宗教观于他人身上，为了达到目的，滥用私刑更是大错。一直以来，某些组织和民间人士一直在进行道德监督，甚至支持民间道德审查，以维护宗教名义，纵容了某种程度的自发执法行为。大叔掌掴非穆案是对多元社会的一个警示。
柔佛一名马来大叔掌掴在斋戒期间进食的华裔青年被提控，因为3个原因而“节外生枝”：一是大叔不了解法庭程序，言行反复；二是负责提控的副检察司准备不足，导致推事一度将案件列为释放不等于无罪（DNAA）；第三是，民众从新闻得知案件列DNAA，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无论如何，大叔当天重新被提控，在不认罪下，获得保外候审。
星期三早上，被告阿都拉查面控时已经认罪不讳，却在得知控状内容后，就对里面提到的“被掌掴的男子脸部肿胀”字眼有异议，说他有掌掴对方，但没有用力到造成肿伤；结果推事因为被告对案情有意见，推翻他的认罪，案件另择日期过堂和审讯。
基于被告没有代表律师，显然不了解审讯程序。当被告听到推事要求他聘请律师或者申请法援，相信是慌了，就表示后悔，说他不想耽误孩子上班，要求再度认罪，结果推事认为被告是“有条件认罪”，不接受他“再认罪”。
须知，刑事程序法典阐明，被告认罪必须是毫无保留、明确且无附加条件的，这意味着附带条件的认罪将被视为未认罪。大叔对控状有异议，推事没有任何选择，只好推翻他认罪。
这是审讯来到这里出现的第一个转折，接着主控官就接到布城总检察署的指示，要求将案件列为“获释但不代表无罪”（DNAA）。消息传出后，舆论矛头就因此指向推事和检控官，各种指责如提控双重标准、司法不公的言论开始在网络炸开，这是第二个转折。
DNAA这个法律术语在副首相阿末扎希和其他政客的案件出现后就被“污名化”了。然而，大叔这个案件与之前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是不同的。
这里先简单解释在什么情况下案件会列为DNAA。一是证据不足、缺漏，或有新证据，让案件必须重新评估。第二在检控程序中有不妥，如被告在不适当的情况下认罪。第三被告可能在被扣押或审讯期间，受到不当对待，法庭可能会要求调查。第四检控方决定暂时不继续起诉（先不论什么理由）。
按照司法程序，被告在面对案件时，控方不能用同样罪责来提控2次。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案件的最后结果是无罪释放，那么控方以后就不能再用同样的罪责/理由来第二次提控他。如果是DNAA的话，就是控方以后还可以用同样罪责来控他。
主控官要求案件DNAA的时候，推事/法官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裁决DNAA，第二是裁决无罪释放（Discharge Amounting to Acquittal, DAA）。在本案，布城总检察署相信是看到控状有许多问题和漏洞，就指示主控官向推事要求DNAA，以便做下一步部署。但是，总检察署做好了司法程序，却漏了做好公关，结果形象再次受到冲击。
在被告突然间“有条件认罪”的情况下，控方很可能一时乱了阵脚，还得出动布城总检察署，副检察司的专业素质令人费解。为何主控官不直接当场口头改控状？过去已有不少案例是这样处理的。
总检察署也没有解释为何要DNAA，之后的文告只是解释提控程序出现了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下午重新提控。当国内许多人都不大相信司法，DNAA还是个贬义词的时候，总检察署即使快速在下午二度提控大叔，专业形象已经受损。下午的控状与早上的控状有几个点明显不同，更加深舆论的质疑。
目前，随着大叔已经再度被提控，案件将正式进入审讯程序，我们且静候审讯和判决。
不过，这起案件足以让我们对这个日愈宗教化和急躁的社会进行反思：在多元社会，没有人可以扮演道德和宗教警察，强加自身的宗教观于他人身上，为了达到目的，滥用私刑更是大错。掌掴他人的道德警察式行为扭曲了斋戒月本应强调的自我克制。但是，这种“道德警察”式的行为或许与某些组织的推波助澜、默许和纵容有关。一直以来，某些组织和民间人士一直在进行道德监督，甚至支持民间道德审查，以维护宗教的名义，纵容了某种程度的自发执法行为。大叔掌掴非穆案是对多元社会的一个警示。
令人欣慰的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皆一同谴责大叔的打人行为，并声援受害者，更没有人上纲上线至种族和宗教敏感课题，这显示社会还是有成熟的一面。此外，某些政客也没有掺和，不致于一发不可收拾。
警方和总检察署的快速行动，值得赞扬，只是在办案过程中有所疏忽，导致节外生枝，这是当局必须检讨并改善的地方。不过，总检察署快速亡羊补牢，希望接下来主控官的表现能更加专业，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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