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我們需要重置社會,在工作和教育方面摒棄工業化方式,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對待。至少,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教育體系、金融機構以及我們對工作和職業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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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一個月前,我讀到沙巴一名醫生自殺的噩耗。我還知道我大學裡的一名實習生,據說大約兩年前在檳城一家醫院實習時自殺身亡。據稱,這兩起悲劇都與遭到上級的職場霸凌有關。
我記得當時成立了一個由退休高級公務員領導的委員會來調查檳城的事件;該委員會並不認為霸凌是主要問題。
我當時讀了調查結果,對所使用的方法感到有些擔憂——我相信這不會發現真正的原因,調查結果只是淡化了政府醫院醫療實踐文化中可能存在的重大缺陷。
今年7月,副首相阿末扎希透露了大馬自殺死亡的一些可怕數字:5年來,平均自殺死亡人數約為1000人,總數超過4000宗。我們的人民到底怎麼了,導致他們會做出這種事?我們是一個富有親情的國家,是一個擁有很多朋友圈的善於交際的民族,但悲慘地結束自己生命的人數卻在不斷增加。我不知道如此絕望是什麼感覺,但我知道對抗心理健康是什麼感覺。
不久前,我參加了在雪州八打靈再也的一間教堂舉行的活動,在那裡,一群社運人士正試圖幫助B40(低收入)群體中的人們適應在馬來西亞的生活,活動的重點是種族融合。
我受邀演講,偶然間提到自己曾經與恐慌症、焦慮症和廣場恐懼症對抗了6年。在心理醫生的幫助下,我度過了那段歲月,並通過大量學習改變了我對生活的看法。
講座的一位協調員最近邀請我在另一場活動中發表主題演講,以提高人們對重置心理健康方式所作的工作的醒覺。那是一個名為大馬心理健康俱樂部(Kelab Minda Malaysia)的非政府組織,負責培訓業餘輔導員,讓他們通過社交媒體為抑鬱症患者和有自殺傾向的人提供第一線的幫助。
遭受這種痛苦的人數很多——我看到的一份報告稱,馬來西亞有30%人口患有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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