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50am 13/10/2024

陳日佳.栽培諾貝爾獎得主的環境

要栽培諾貝爾獎得主，世界各地的政府不僅僅是增加大學科研撥款，而是必須在整個教育制度和科研資助體制進行改革，同時也必須給予科研人員免於政治恐懼的學術自由，才能帶來更美好的世界。

今年的諾貝爾科學獎（物理、生物醫藥、化學）由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包辦，再度凸顯英美兩國在基本科學領域“遙遙領先”全球其他國家。除了生物醫藥獎所涉及的小分子核糖核酸，化學和物理獎得主的科研工作都是與人工智能有關。化學獎的其中兩名得主並非大學執教，而是在英國倫敦谷歌深腦企業內就職。

歷史上幾乎每年諾貝爾獎都會有至少一名美國科學家獲獎。今年的得獎者中其中三人（1名物理學家和2名化學家）曾經在英國劍橋大學就讀。

諾貝爾科學獎的標準其實不簡單，除了要有深厚紮實和廣受同僚接受的理論，還要有實驗證實，更重要的是能夠證明該重大發現如何影響和改變人類的生活。在過去，整個過程往往需要超過十年或以上。例如今年的得獎者早在1980年代已經開始人工神經網絡科研工作。而化學獎得獎者之一的深腦科研人員也是在開發人工智能技術預測蛋白質結構也有超過十年的歷程。當然石墨烯則是完全不一樣，2003年被曼徹斯特大學科學家發現，2010年即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近幾年，包括馬來西亞在內，也有越來越多亞洲國家政府提出栽培諾貝爾獎科學家的願景。但是其方式不外是增加科研款項或是通過大學聘請更多科學家，卻不知道這只是東施效顰。

歐美國家在諾貝爾獎的成功並非僥倖，而是一直以來在整個教育制度上注重基礎科學。沒有良好的基礎科學教育，就不可能在應用科學上尋得突破。這就像我們在小學時學習加減乘除一樣，沒有紮實的基礎，就不可能在中學的數學獲得佳績。我曾經告訴我的博士生，當你發現你越學越多越懂越多，卻發現你還有更多不懂不明白的那一刻開始，你才是一名真正的科學家。

但是除了日本以外，亞洲國家注重基礎基本科學都遠遠不及歐美。這可能是因為日本是亞洲最先接受西方教育體制的國家之一。

接下來則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包括撥款不足沒有高端儀器。例如在進行有關蛋白質的研究往往不止需要一個團隊，更需要一些數百萬令吉的儀器。

很多國家也往往不重視資助科研項目的連貫性。例如我國高教部有不明文規定，當一名研究人員完成高教部的基礎科研（FRGS）資助項目後，高教部會“假設”科研已經獲得成果，因此有關科研人員應該轉向申請應用科研資金，並非再次申請基礎科研基金。但這是非常可笑。

FRGS撥款只有幾萬令吉且為期兩年，這筆錢連聘請一名研究助理都捉襟見肘，怎麼有可能解決一些有深度的基本科學問題？而且很多基礎科學的問題往往並不是一個科研項目或是兩年裡面可以解決的問題。

換句話說，我國的這種科研撥款機制是不可能培養出諾貝爾獎級科學家。

此外，很多政府在法律框架下限制了學者的學術自由，例如某些地方的學者被迫簽署與國家安全有關聯的文件，宣誓效忠等等。在英國大學，外國學者或科學家並不需要宣誓效忠英國。

此外，許多亞洲國家政府都注重專利權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許多國家的撥款機制要求申請者列出所可能申請的專利權，但是基礎科學所能申請的專利權可能性非常小。

另一個原因則是亞洲企業對基礎科學研究缺乏興趣，畢竟基礎科學所可能帶來的投資回報率幾乎是等於零。而根據美國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在2017年，美國政府所資助的基本科學研究項目達到總數的40%，而私人企業則是37%。

總的來說，要栽培諾貝爾獎得主，世界各地的政府不僅僅是增加大學科研撥款，而是必須在整個教育制度和科研資助體制進行改革，同時也必須給予科研人員免於政治恐懼的學術自由，才能帶來更美好的世界。

（此文由區域策略研究所CROS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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