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确保国人有足够的退休准备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每项政策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且在执行过程中相辅相成,为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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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2025年财政预算案的临近,社会各界对可能的政策调整倍加关注。除了津贴和税收政策的变动广受预测外,国人的退休计划也应当被纳入预算案的考量。我国人口生育率自1991年每名女性平均3.4下降至2021年的1.8,预期寿命则从71岁增加至74岁,这表明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将面临老龄化的趋势。
随着退休人口的不断扩大,如何应对退休生活的开支将成为一项严峻的挑战。老龄化社会无疑将减少劳动力供给,进而对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并间接削弱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种情况将降低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尤其是对退休群体提供支持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考虑到未来政府的帮助可能有限,更多的责任将落在我们自身的早期规划和储备上。
然而,公积金局数据显示,大多数国人的退休准备仍然未能达到最低建议标准,即在55岁时应拥有24万令吉的存款,以确保20年的退休生活中每月有1千令吉可用于基本开销。令人担忧的是,58%的54岁会员存款不足10万令吉,90%的30岁以下会员存款不足3.5万令吉(公积金局建议30岁时应拥有这一数额,以达到退休时的最低存款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仅代表正式劳工的情况。随着我国零工经济的兴起,非正式劳工的数量显著增加,而这些人参与公积金计划是自愿性的,因此许多人并未积极参与。对于不参与公积金计划的非正式劳工而言,他们是否具备足够的自律性和财务知识为自己制定有效的退休计划,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缺乏相关的安排,这个日益壮大的群体在未来将为社会带来更大的退休支出负担。
需要强调的是,24万令吉或每月1千令吉的开销仅仅是最低建议标准。在一些生活成本较高的地区,如巴生河流域,所需的存款数额应相应提高。此外,如果我们的退休时间是在10年、20年或30年之后,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意味着即便是最低开销标准,最终可能远高于24万令吉。
更为严峻的是,当前国际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如持续的俄乌战争、恶化的中东局势、不明朗的中美贸易关系等,正在加剧全球的去国际化趋势。这趋势推高了生产成本,进而推动全球通胀上升。这将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未来退休所需的生活开支,调整我们的财务规划以应对这些不可预知的变化。
国民退休计划应尽早纳入国家长期政策的讨论中,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方案是政府为所有退休人士提供每月最低生活所需的养老金,即全民基本养老金(Universal Basic Pension)。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能惠及所有人,尤其对低收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该方案对政府的财政和资源分配能力要求极高,我国是否有能力长期支撑这一模式仍存疑。
如果政府难以直接提供全民养老金,那么鼓励国民自愿增加退休储蓄的政策应成为优先选择。目前,政府已实施了一些鼓励措施,如公积金局的i-Saraan计划,允许会员自愿存款并可获得政府最高5千令吉的特别拨款;以及私人退休金计划(PRS),参与者每年可获得3千令吉的免税存款。然而,私人退休金计划的免税优惠将于2025年到期,政府是否会延长这一政策或推出替代方案也是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政策的优点在于能够强化国人的退休准备,同时对政府财政的压力较小,但其局限性在于,对于那些缺乏足够流动资金和理财知识的群体,这类政策可能难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未来的政策制定不仅要鼓励个人储蓄,还需加强全民财务教育,帮助更多人理解并参与这些计划,从而减轻社会在老龄化进程中的压力。
另一项可能的应对政策是近年来被提起的延迟退休年龄,允许年长的员工逐步从全职工作过渡到兼职工作或弹性工作安排,如合同工。这种政策不仅能延长老年人的职业生涯,还能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同时减少社会对养老金和退休福利的依赖。这也有助于保留具有经验和技能的老年员工,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在面对老龄化社会时。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确保国人有足够的退休准备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每项政策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且在执行过程中相辅相成,为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综合考虑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与实际经济能力,将有助于确保国人在老年阶段能够享有更有保障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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