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说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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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台湾是由国民党当政府。由于前一年的地方县市议长选举,爆发许多贿选的争议,时任法务部长马英九全力彻查,惹得很多国民党员不滿,扬言要去法院抗议。
当时,国民党秘书长许水德为了安抚党內涉及诉讼的人士,就说了句传世名言:“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许水德因为这句话一直被骂,也成为对手指控国民党执政时干预司法的证据。
只是,就算改朝换代了,“当选过关,落选被关”彷佛一再上演,加深了小老百姓对司法独立质疑。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这句话,也升华到“法院是执政党开的”,成了揶揄执政党对司法干预的名句。
对于司法独立,曾担任司法院长的林洋港有一句名言:“司法的独立与公信有如皇后的贞操,连怀疑都不可以。”
在我国,照理司法独立就像皇后的贞操不容质疑。无奈,这“皇后”就像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一样。
再说个故事。
话说洛阳城南有个小官,长得很帅,但因为沒什么钱,平常穿着打扮都让人嫌弃。
有一天他突然发达了,穿着一身名牌。大家怀疑他偷來的,长官还审问他,结果听到了一个神奇故事。
这位小鲜肉说,前几天路上遇到有人说,要找个年轻人去家里驱邪,就把他装在大箱里,带到一座很气派的大宅子。
接着,就有一个又黑又矮又丑的女人出现了,让这小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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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和学习不是非得要用严苛的手段。适当的惩戒,给犯错的一方一个改进和再成长的机会,是最温暖的教育,也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是冷血铁腕,而是美好且有温度的。
“连教育部也犯了国旗插图的失误,你们(星洲)也可以去报警啦!”、“首相说一律调查,不会有双重标准,我们就等着瞧咯!”。就在教育部也闹出国旗失误的风波后,我陆续收到朋友们的一些“慰问”,也有人说这事件发生的正是时候,是教育部“救”了媒体,我没有多加置喙。
星洲日报4月14日在封面预告发生不该发生的国旗插图失误后,面对一些人的恶意指控,甚至是趁机落进下石,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这世界虽不缺雪中送炭之人,但同样也没少了趁人之危者。即便虚心认错,也勇于承担责任,接连发生不可控的局面,包括总编辑和副编辑主任停职后还得被扣查等,还有示威、报案,甚至是怂恿应当以停刊作为惩戒的论调,才是让我感受到人心寒凉的可怕。
我得承认,我并非大爱之人,更没有舍己利他的超然情怀。当教育部也发生人们口中所说的低级错误时,我也像许多忿忿不平者一样,开始出现“吃瓜”的心态。教育部正副部长、教育总监需要被停职调查吗?警察准备去教育部搬电脑调查吗?之前到报社示威的那批人,也要到教育部拉布条抗议示威吗?哪些嚷嚷着“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的好事者,还会同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必须严惩教育部一众官员吗?还是瞬间失忆,乾脆以噤声来掩饰此刻的尴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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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小我”和“大我”的两种心态,“小我”就会用以上的说辞来自我说服,必须揪出肇事者、必须有人被调查、人头落地还不足够,还得全员都付出代价!表面上来看,这是出了一大口大怨气,但当情绪被宣泄之后,理智也渐渐战胜了情绪,我(们)仍得扪心自问,这种“我不好也见不得你好”、“我遭罪你也甭想好过”“的心态,和以暴制暴还有什么区别?
当AI已被频密,甚至可说已经是逐渐渗透到职场中,一些理论上不该犯却真实出错的情况也接二连三在发生,对付仅是一个治标的动作,真正根本的问题,我们还要继续视而不见吗?当一方犯错,除了穷追猛打,摆出对错误是零容忍的高姿态,连至圣先师孔子都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也得诚实自问是那个世间稀有,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完人吗?
也当教育部刚在4月21日大张旗鼓者全国推行中小学生佩戴国旗扣章,而教育部却闹出SPM成绩报告中有4页国旗插图出现错误,我们是要一味追究人为的疏失,却不愿去直视AI本来就不是万能,人类不能无底限地依赖它、信任它?忽视AI的局限,反而随时面对它的反扑,自食其果。
犯错了,后续道歉是应该的,也是必须做的。重点和需要被在乎的是,今后要如何确保不重犯,做好更严谨的把关,才是从错误中学习的一门宝贵功课。
学者达祖丁教授反对各界对教育部穷追猛打,一如在《星洲日报》处在风口浪尖时,他也挺身为《星洲日报》说话,不是因为达祖丁伟大和有宽怀大度,而是他的历练让他以更前瞻的寛阔的视野去看待一件事和评价它。设想一下,对付了媒体,再严办教育部,而接下来若再有人犯错,是也要一再重复扣查、没收电脑、提控等等SOP的动作吗?按程序办事并没有错,但诚如吉隆坡总警长鲁斯迪所说:“不慎犯错是人之常情,我偶尔也会失误,但谨记必须从错误中汲取教训。”鲁斯迪的这番话,听了是特别有感。
谨记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和学习不是非得要用严苛的手段。适当的惩戒,给犯错的一方一个改进和再成长的机会,是最温暖的教育,也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是冷血铁腕,而是美好且有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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