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有感我無感完結篇 | 3大關鍵加強有感經濟  

數據顯示，大馬中小微型企業（MSMEs）約有112萬家企業，佔企業總數的97.4％。我國中小微型企業為國家貢獻38.4％的經濟成長，僱用全國人口48.2％，這意味著有近一半國人在中小微型企業工作，而絕大部分中小企業並未從經濟成長中受益，僱員自然一無所獲。

由上往下分額 
加薪微乎其微 

他指出，一般而言，財富通常是從上往下流動的，“經濟蛋糕”首先由大型企業或富裕階層佔據大部分。然後，這些頂端階層再將一部分蛋糕分配給中小型企業，接著，這些企業再將剩餘的部分分給普通員工和基層勞動力。

“大馬人絕大多數都是受薪階級人士，就是別人發薪水給我，這也就是說，這塊經濟蛋糕會是由企業先佔據，然後才決定要分多少給你，要給你加多少薪資。但我們都知道，人都是貪婪的，老闆怎麼會主動把蛋糕大量分給你，自己只拿一點，不會嘛，他更多的是自己拿多一點，每次跟你說生意很難做耶，然後又換車。”

企業通過加薪和花紅等方式將部分盈利分配給員工，是讓大多數人直接受益於經濟成果的有效途徑之一。但大馬薪金長期偏低，尤其是僱傭了我國近一半人口的中小微型企業，其薪資與漲薪幅度都較大型企業來得低，許多人因此將薪資長期偏低原因歸咎於此。

柔南中小企業公會顧問兼創會會長鄭己勝指出，由於中小企業是以輔助工業為主，附加價值不高，利潤空間自然也相當有限，加上近年來多項津貼取消，以及增稅，進一步影響公司成本。因此，中小企業在調薪時往往會更謹慎。

目前，全球經濟環境仍然相當波動，地緣政治局勢和中美貿易戰等造成諸多不確定性，中小企業為了維持營運，故在調薪時採取保守策略，以確保財務更具有靈活性。這尤其是在之前經歷了冠病疫情，讓大家更懂得未雨綢繆。

“疫情對中小企業造成的破壞和影響太大了，兩年封鎖，（使得）大家都沒有錢了，普遍上開放後，民眾的消費能力還是疲軟，有些企業也因此關門大吉，特別是依賴本地市場的。”

此外，很多時候，中小企業也面對員工工作效率低，生產率沒有提升等問題，以致僱主無法，甚至不願意提供更高的薪資。

“當然，這對中小企業來說也是蠻壓力的，比如在南部，薪水不高，很多都跑到鄰國新加坡去找生活了，中小企業又面臨一個難題，就是員工短缺。”

他坦言，中小企業調薪幅度太小，確實很大程度上讓底層受薪群體無法充分感受到經濟增長。但這背後存有太多複雜的經濟結構問題，涉及成本、市場競爭、以及各種政策上的多個因素，這些問題並不容易解決。

財富分配不均加劇鴻溝

國家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財富分配不均，財富往往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尤其是那些擁有資本、資源和技術優勢的大企業和富裕階層。

黃錦榮指出，國家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底層民眾往往難以確實感受到其帶來的好處。這主要是因為財富通常是自上而下分配的，但存在一個問題，即財富並不總是能夠持續向下流動。企業老闆可能不願將收益分配給員工，或者僅分配很少的一部分給他們。

此外，一旦個人或企業積累了足夠的財富與資源，政治資源也往往隨之而來。一些政府政策因此可能更偏向富人，使得財富分配更加不均，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差距。

“即便是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美國也要繳稅，新加坡也是要繳稅，但馬來西亞（卻）不用。”

起跑線不同
收入差距越大

每個人的未來潛在收入取決於自身的資源，包括能力、資金、機會和人脈等。然而，富人與窮人所擁有的資源本來就不同，他們的下一代從一開始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

“以前六七十年代，我們的父輩、祖輩都是一窮二白，大家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但時間一拉長，差別就開始有了，第二三代就在不同的基礎上，自小就接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人脈，基本上已經成功了一半，這個收入差距一定會越來越大。”

他還指出，在沒有任何政策干預的情況下，隨著經濟快速增長，由於機會分配的不平等，財富差距必然會進一步拉大。

大馬諾丁漢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張永隆博士指出，在經濟成長的背景下，高收入群體必然會比低收入群體多一些機會，像是股市強勁成長，富人比較有資本去買股票等，這可帶來額外的收入。

儘管大馬近年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有所下降，財富不均並未進一步惡化，但這很大程度上是觀感的問題。基尼係數作為單一且整體的指標，無法全面反映個體對財富分配的感受。

“從個人觀感來看，大家更容易關注大馬十大富豪的財富增長幅度。然而，這樣的比較很難得出明確的結論，也難以衡量財富不均的具體程度。”

分配政策應調整

要讓百姓確實感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關鍵在於經濟分配政策的有效設計。黃錦榮認為，這些經濟分配的政策包括稅務減免、津貼和福利政策等，通過合理的機制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成果。

儘管稅務減免亦是提高人民可支配收入的方法之一，但由於我國70％勞動力收入太低，並未達到繳稅門檻，因此減稅帶來的效果相當有限。

“大馬的繳稅門檻為4000令吉左右，但我國人民收入中位數為2800令吉，這意味著有一半的大馬人收入只有2800令吉，甚至更低。”

他指出，由於70％大馬公民都沒有繳稅，並沒有在減稅的好處範圍之內，故降低稅率並不會帶來很好的效果。反觀，政府通過津貼、補貼、援助金等福利政策，更能直接幫助到低收入群體。

“福利政策也包括免費教育，免費教育的概念就是讓每個孩子都在同一個起跑點，不能因為你窮，就在不同的起跑點。”

張永隆指出，政府實施的津貼合理化政策是有助於提高人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如津貼合理化後，政府的津貼支出減少，有較充足的錢後，可能可以通過現金回饋，或者降低稅率，直接提高可支配收入。

另外，津貼合理化可降低財政赤字，有助於評級機構上調大馬評級，提高外國投資者對大馬的信心，進而增加對馬投資，帶動大馬經濟取得高成長，國民收入也會隨之增加。

津貼必須精確到位

儘管津貼合理化能夠有效進行財富分配，將更多資源分配給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群，但黃錦榮認為，要如何確保這些津貼精準到位，政府必須要有更針對性的數據，才能更好的實施津貼合理化。

他指出，RON95燃油津貼改革從敦阿都拉擔任首相時就已提出，到拿督斯里納吉，再到如今的拿督斯里安華，經歷數任首相，但大家仍在談論應該如何才能更針對性的合理化津貼。

“（燃油津貼合理化）從以前談說以收入來界定，後來談說以車的馬力，這又很難分辨，一直沒有辦法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推行這一政策，包括推行援助金計劃。這也是為何，柴油津貼還是用著老方法，而且還需要登記等等。”

當政府沒有更透明或不斷更新的數據時，很難確保政策能夠精準執行，也無法有效應對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和經濟環境，這使得津貼合理化的推進面臨更多困難，影響政策的有效性。

擴大經濟外溢效應

除了經濟分配問題，本地企業是否具備融入數據中心等新興產業鏈的能力，才是經濟成果能否真正惠及大眾的核心問題。

黃錦榮指出，出口增長和外資引入對國家經濟來說是積極的第一步，但更為關鍵的是如何讓這些經濟成果外溢至國內領域。比如，建造數據中心看似對經濟有利，但若這些數據中心建立後僅服務於香港或新加坡等外國公司，而本地企業未能從中受益，無法達到實際的經濟外溢效應。

“如果本地企業沒有因此轉型，或使用雲端作為後端，沒有這樣的跟進，那數據中心的好處就不會外溢到其他公司，那我們就不會感受到其好處。”

又或是外資投資的半導體廠房，若本地企業無法融入供應鏈，所有原材料和配件仍需依賴進口，雖然經濟數據可能有所體現，但本地公司並不會實際受益。

他強調，防止經濟數據與人民實際感受脫節的關鍵不僅在於收入分配，還在於如何推動國內投資。目前，70％的投資來自外資，30％是本地投資，而這些本地投資多由大型公司主導。如果中小微型企業不進行投資和轉型，便無法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而中小微型企業恰恰是大馬最大的僱主群體。因此，推動中小企業的轉型和參與，尤為重要。

中小企應勢發展佔一席之地

政府積極推出數據中心等大型項目，並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確實為大馬經濟注入了新動力，鄭己勝認為，中小企業若想從中受益，必須採取適當的策略與措施，以更好地適應並融入當前的宏觀發展趨勢。

中小企業應積極調整戰略，抓住政府推出的大型計劃和外資增加帶來的機遇，如爭取在新供應鏈中，通過提供服務、供應材料、維修服務、產品或零件等方式，才能在數字經濟轉型中佔有一席之地。

此外，中小企業還需提升自身技術能力，加速數字化轉型，以符合新興行業的標準。

“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為具備參與這些領域發展能力的中小企業，提供各種數字化援助和支持，這將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市場變化並抓住機會。”

經濟成長鬚惠及中小企

目前，全球正邁向人工智能和數字化發展，如果要讓中小企業享受國家經濟增長的紅利，政府需要制定並實施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特別是在高科技便利方面，以確保經濟增長惠及更多的中小企業。

政府可以設立及撥更多低息貸款或無需償還的援助金等，鼓勵中小企業用於技術升級、市場擴展，幫助企業提升競爭力。然而，這些貸款與援助金的申請流程必須儘量簡化，並設定合理的門檻，確保更多企業能夠獲得必要的資金支持。

“同時政府也嚴厲監督管理該基金的部門或單位，確保這些撥款有充分的善用。2023年的400億令吉，2024年的440億令吉，但我們無法看到這些撥款真正去了那裡？多少中小企業受惠？”

他指出，由於數據中心在中小企業眼中還是新型領域，政府應該設立專項數字人才技術培訓計劃與諮詢服務，幫助與培訓中小企業掌握新知識，尤其是在數字化、人工智能和高科技領域。當然，中小企業也應該積極提升自身能力，以便能夠搭上數據中心的列車。

另外，政府應設立創新孵化中心（Incubation Center）以協助和鼓勵年輕的初創企業在步入新領域時，能夠獲得專業的創業輔導、資源對接和市場推廣等支持，讓他們可以快速成長。

結語：做大“蛋糕”公平分配是關鍵

經濟發展的初衷是為了讓所有人都能過上更好的生活。然而，經濟成長不僅僅是將“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如何將這塊蛋糕公平分配給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讓大家都能分享經濟帶來的成果。

除了通過津貼、援助金等福利政策實現經濟分配，推動本地企業積極融入宏觀發展趨勢也同樣重要。只有讓本地企業抓住發展機遇，經濟紅利才能真正溢出到國內，從而讓更多人能夠從經濟發展中獲益。